从“均势外交”到“三环外交”分析研究(3)
2013-07-04 01:07
导读：工党在欧陆政策上的继承性，事实上意味着工党政府从属于保守党人的意识形态及其政策，意味着执行保守党的外交路线。在本质上，战后初期工党政府奉
工党在欧陆政策上的“继承性”，事实上意味着工党政府从属于保守党人的意识形态及其政策，意味着执行保守党的外交路线。在本质上，战后初期工党政府奉行了“三环”思想指导下的欧洲政策。具体来说，工党政府的欧洲政策，在欧洲追求的目标是利用德国、意大利的战败和法国的削弱来建立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领导地位，途径是通过西欧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建立一个以英国为盟主的西欧联盟27。在这一时期，英国在主观上并不愿意完全融入欧洲。丘吉尔认为“即使没有大英帝国与俄国，欧洲的群众一旦团结起来和组成联邦……一旦觉悟到他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欧洲大陆，该联邦也会变成一个无可比拟的组织” 28。显然，丘吉尔心目中的“欧洲合众国”不包括英国。他明确指出：“我们有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任务，我们是和欧洲在一起的，但是并不属于它。我们同它联系在一起，但是并不包括在里面。我们与之命运攸关和息息相通，但是决不能被吞掉。”对英国是否属于欧洲国家的问题，丘吉尔的回答是：“我们不止属于一个洲，而是属于所有的洲。不属于一个半洲，而是属于两个半洲；正好像既属于新世界，也属于旧世界。英帝国是一个起领导作用的欧洲大国。它也是一个庞大的和上升的美洲大国。它也是一个澳亚大国，也是最大的亚洲国家之一，它在非洲国家中起着领导作用……。” 2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历了一个从世界大国沦为中等强国的转变过程。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拒不承认这一事实，并采取种种措施竭力延迟这一进程的发展。但英国40年代末形成的对欧政策，很快受到50年代欧陆一体化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对策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坚持既定政策，置身局外，拒不参加欧洲一体化组织；另一种是密切关注欧陆一体化发展，以各种形式与其建立联系，不丧失它在欧洲的影响。这两种趋势相辅相成，构成英国50年代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主要特点，反映了英国人既不愿意与欧洲大陆完全融为一体，又不想与其断然分离的心理。这一现象是英国对欧洲外交的均势传统在现实中的体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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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英国国内政治变化甚微，加之国民的欧洲观念和均势政策的惯性效应，使其欧陆政策较多地保留着传统色彩。因此，艾德礼政府进一步澄清了工党政府的欧洲政策，重申了英国反对联邦主义的一贯立场和观点：英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英国希望保持它与美国之间的特殊联系；英国由于在英联邦中及在最大的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英国政府选择政府间的合作方式;英国将坚决拒绝放弃任何一部分国家主权;欧洲所需要的是政府间的合作，“第三势力”的中立主义将威胁大西洋联盟31。显然，就英国的欧洲政策而言，它排除了英国成为欧洲一个紧密联盟中的一员的可能性，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权力在工党政府看来尤其不符合国家主权的基本传统32。
1947年英法同盟条约的签署促使艾德礼时期的外交部长贝文于1948年1月在议会下院正式提出了建立“西欧联盟”的主张。在英国的努力下，1948年3月，英、法、荷、比、卢五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这是一个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合作的条约。《布鲁塞尔条约》的签订，表面上看是英国的西欧联盟政策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但实际上英国并未就此达到真正的目的。原因在于英美两国在政策上的差异，而政策上的差异反映的是利益上的矛盾。英国在西欧联盟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英法同盟条约的推动，与荷、比、卢三国订立类似的双边条约，进而与意大利签订类似的条约，以此来实现西欧联盟，由于是分别与西欧国家签订条约，承担义务，所以英国就能成为欧洲各国事实上的共同的保护国，从而也就实现了自己充当西欧盟主的愿望。英国想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借此作为后盾，利用与西欧各国的双边防务协定，充当西欧盟主33。贝文计划的出笼清楚地表明英国仍然怀有充当西欧盟主的奢望，同时也表明英国已放弃和平时期不在欧洲大陆承担义务的传统政策，开始执行以美为盾，以欧洲联盟为基础的积极的欧洲防务冷战政策。但英国认为西方联盟是一个精神上的联盟，而不是死板的制度34。
《布鲁塞尔条约》签订后，大西洋体系就提上了日程。因为英国既不会彻底改变传统的外交风格，完全卷入欧洲事务，以导致英联邦领导地位的丧失和“世界大国”形象的损害，也不会单独承担欧洲的防务义务。“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先天不足，使其安全系数大打折扣。因此，英国对于把布鲁塞尔条约扩大为北大西洋安全体系表现得更为急切。1949年8月“北大西洋公约”开始启动，美英实现了各自的外交意图。英国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推动美国摒弃孤立主义,承担起欧洲安全保障的责任。在北约组建的过程中，英国一再奔走于美欧之间，世界大国的心理再次得到满足。至于英国在该组织中的地位，贝文不得不承认“与美国共事是种危险，因为美国对所有其他大西洋共同体国家占有巨大的力量优势”，这可能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主张作某些勉强的让步” 35。可见，英国虽希望美国卷入欧洲事务，但不愿看到美国取代英国充当欧洲霸主。北约的成立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革命。英国的西欧联盟主张清楚地表明它已放弃了和平时期不在欧洲大陆承担义务的传统政策，开始执行与西欧国家结盟的新政策，以期通过充当西欧联盟的盟主，并在美国的帮助下，保住英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切身利益及大国地位。但由于受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限制，使得英国不得不调整其对欧和对美政策。虽然英国最终获得了对它来说至关重要的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承诺，但它谋求充当西欧盟主的努力却失败了36。随着冷战的爆发，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以及北约的建立，加上英国在经济和财政上对美国的依赖加深，艾德礼政府关注的重点转向与大西洋合作。
二战后初期的英国外交就如同一尊三足巨鼎，支点分别落在美国、英联邦和欧洲的身上。作为这尊巨鼎的设计者，丘吉尔的初衷是试图以英国为交结点加固多层关系，通过三大支点的影响和作用，使不列颠的国际地位得到巩固和提升。经过历届政府千锤百炼地铸造，“三足”虽各有瑕疵，却终于结为一体，成为托起英国国际形象的坚实基座。然而，这种看似稳定的构造也意味着灵活性的减少。英国的任何外交举措几乎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力，而任何“一足”的抬高或降低，都会严重影响英国外交之鼎的平衡性，甚至会导致它的倾覆。因此，当“三环”学说被英国政府当作“金项圈”接受并运作，成为其展开外交活动的资本时，它同时也是套在英国政治家们脖子上的桎梏。尽管“三环”的各自比重和内容在不同的时期都大有改观，英国都只能在其间进行政策上的协调与规划，而不能偏执一环，更不能放弃任何一环。即使它出于实用主义的外交原则，实现了调整过程中的重大转折，其中的任何一环都仍然要受到其他两环的影响和牵制。因而，被丘吉尔视为英国外交依托的传统关系也可能演变成为政策变革中的历史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