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批评民族性维度的展现

后殖民批评民族性维度的展现

后殖民批评着眼于全球性框架内思考文学、文化问题，并因其跨国的理论旅行而产生种种变体。“民族性”作为其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也因各自思考语境、认同需要和文化使命等方面的差异，而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答案。中西后殖民批评在这个问题上划下了迥异的思想轨迹。总体的看，西方的后殖民批评走的是一条由战斗性向想象性的解构之路，在对所有中心意识的消解中遁入文化杂交性的狂欢。但其中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民族寓言”观是一种另类表达。它倍受批评，却对中国学界影响甚深。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则从对抗的本土性诉求出发，衍生出“中华性”的表达和对“后殖民性”的批判，继而上升为文化主体性的呼唤。
一、西方后殖民批评民族性表述的思维轨迹
1、战斗性的思想起点——法侬的民族文化观
弗朗兹•法侬在后殖民批评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他的思想远在“后殖民批评”的大旗竖起之前就享誉政治界、思想界，而之后的后殖民批评家大都将他奉为思想先驱。这使得他成为“一个中心人物，后殖民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应如何开展的争论即围绕他展开，而且仍然在继续着”。[11](p63)由于置身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的前沿，他将其批评锋芒直接指向了殖民主义。由于他的战斗经历和诗人气质，法侬鲜明地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关切和思考。他的民族文化观构成了后殖民批评民族性认识的理论起点，也代表了反殖民主义时期的思维方式。
法侬的“民族文化”观表达了一种现实的抵抗策略，他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作为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民族文化的的衰亡必然导致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消沉，最终导致一个民族的灭亡。保存、恢复和张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是为了抵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他说：“只有民族性才能使民族文化向其它文化开放并影响和渗透其它文化。”[16]（p294）民族性成为确保文化形态和保持发展可能性的必要条件。但民族性的认识道路是曲折的：

第一阶段，民族知识分子证明他已经吸收了占领者的文化，他的作品与宗主国的对应作品非常吻合……这是无区别吸收的时期。……

这种民族文化观首先揭示了宗主国与殖民地文化交战下主体——民族知识分子、本土作家——的身份认同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对民族意识的决定作用。在西方“落后——进步”、“野蛮——文明”的线性时间的叙事框架中，一开始他们与自己的民族是隔膜的，完全沉浸在西方文明进步的光辉中，在创作上乞灵于欧洲，试图通过对宗主国文艺作品的对应性模仿获得世界性、先进性。他们的认同方式是急于变成白人，获取白人的本质属性。民族传统被全盘抛弃，民族意识沉睡。在法侬看来，这实质上是一种在黑人的“黑皮肤”上戴上“白面具”的病态心理。随之而来的阶段表明了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民族知识分子决意挖掘自身的民族传统，探索自身的文化属性，表现出一种挣脱西方线性时间神话的努力，一种续接自身文化血脉的努力。民族传统得到全面认同，但是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记忆与表达仍然是肤浅的，因为他们仍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外围，仍然是以一种他性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性镌刻在民俗浅表干瘪的面具上。
这种民族文化观更深远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表明，认同于往昔的传统并不等于获得了文化的民族性。法侬鄙夷那种闭门造车、循规蹈矩地遵循不变的艺术法则的作法。他也反对那种悉心复制全部细节，以求最细腻地再现民族景观的创作，以为这是一种“寂灭而不动的艺术”。[16]（p284）它的真实性必然遭到人民的质疑，以民族传统形式作为自己的外包装的艺术家最多不过置身于自己民族的外围。而且，民族文化也不等于习俗，就本质而言，文化与习俗是对立的，因为习俗是文化的退化表现。法侬认为：“依附于传统或复活失去的传统不仅意味着与当前的历史相对抗，而且意味着对抗自己的人民。”[16]（p284）民族文化必须是活生生的存在，与民族的革命实践密不可分（这一点对认识当代中国的某些艺术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是不无启迪的）。由此民族文化必然进一步发展：

第三阶段，也称为战斗阶段，曾经试图在人民中沉没并且和人民一起沉没的本土作家现在正好相反，他要摇醒人民。他不再把自己的领地当作人民昏睡的一个光荣场所，而是成为人民的唤醒者。战斗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民族的文学，到来了。[16]（p283）

这是民族意识真正觉醒的时期，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在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斗争中与人民大众融为一体。战斗性、革命性成为民族文化的根本属性。他们的艺术成为他们的武器，他们用它来唤醒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斗争激情，民族文化因是而获得鲜活的生命力与丰富的形式。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在此，我们可以明确地把握到法侬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脉络。社会实践的具体形式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化的生命力源于实践本身的丰富性、战斗性。因为在他看来“为民族文化而战首先意味着为民族的解放而战。”[16]（p286）对于殖民地人民而言，由于作为整体行为的殖民统治很快就大规模地破坏了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生活，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就是他们与宗主国文化霸权的斗争过程，法侬甚至将民族解放斗争本身视为一种文化形式。正如吉尔伯特所言：“法侬努力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对抗结合于对文化的奋力保卫，以此作为民族性的抵抗策略和载体。”[11]（p63）
不仅如此，艺术作品价值的衡量也有赖于斗争实践，法侬指出：“期望创造艺术真品的艺术家必须认识到民族的真实首先是它的现实。”[16]（p284）因此，在他看来，只有战斗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
法侬的民族文化观强调了民族文化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决定作用，将文化建构作为反殖民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并且流露出强烈的批判与对抗意识。这种批判与对抗意识深深地渗透到后殖民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