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语言文学论文 > 正文

后殖民批评民族性维度的展现(4)

2013-07-02 01:03
究竟第三世界文学的“他性”内涵是什么呢？詹姆逊在小心翼翼地提示了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差异之后，大胆地认定“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可以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

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4]（p235）

为了支撑这一观点，詹姆逊特意举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为例，阐明这些不同文本是怎样与本民族的历史经历、政治意识乃至经济状态谐调一致，个人的奇特经历和命运怎样内在地展现出民族的心灵。詹姆逊总是力求在这些“民族寓言”中发现一种政治性共振。在他的眼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一名政治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就是政治斗士，必然倾注对于社会和民族命运的关怀，这是艺术家的文化使命。因而，鲁迅对当时中国“文化”和“文化特征”的批判不过是以较为复杂的方式来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24]（p243）“民族寓言”的寓意就在其政治性。借此，詹姆逊以第一世界读者与批评家的身份解读第三世界文本，从文本的民族寓言意义确定文本的价值，确立了一种新的解读视域，对于匡正第一世界审美典范的视域的迷误是有益的。
总体而言，詹姆逊的观点对于消解不公正的“白人中心主义”话语具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是他所设定的“文化搏斗”式的对抗性无法从根本上解释第三世界文化自身的历史变动。因此，与其说詹姆逊在这里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姿态，不如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道德主义评判。我们从他那浸透着同情和理解的华丽修辞中，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一种来自第一世界的优越感。因此，我们在反思自身的文化境遇时，虽然非常欢迎这种充满同情和友好的声音，但也要注意到这只是我们反思的一个参照。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民族性诉求
由于批评语境的转换，中国的后殖民批评相对于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学术背景的后殖民批评，多少产生了一些变形。他们首先从詹姆逊那里接触到了后殖民批评，这其中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切感，以及詹姆逊的理论视角对他们的制约。因此在理论渊源上，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就与西方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后殖民批评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东西方文化权力关系不平等的体认，加之它的出场正值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复兴，这使得中国学者自然从一个更切身的角度生发着对中国的文化定位、文化特质的思考，传达出对中国文艺、文化族性的强烈关注。甚至在中国的后殖民批评中，“后殖民理论是作为一种消解西方现代性话语，建立中国的‘民族性’的工具而出现的。”[3]（p48）
   1、“本土性”的焦虑与反思
如果说后殖民批评反映了西方一些移民学者对“我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归属意识的迷茫，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存在这种身份选择上的困惑，而是对自身文化身份臣属地位的愤懑。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学者蓦然回首间发现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视野内中国文化不过是一个边缘性的“他者”，表露出掩饰不住的无奈、焦虑和自卑。这种焦虑包括“被看”的尴尬，包括情绪化的对西方的拒绝，还包括了华夏文明优势失落后知识界不服气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原来积极学习西方的学者转而发现“这种全球性的学术话语（西方话语——作者）往往是以压抑和忽略其本土的文学理论传统和本民族的文学创作的传统经验为代价的。一种‘西方中心’的理论和批评话语随着西方文化和经济的参与而深入了第三世界”。[25]（p11）在这种焦虑心理的支配下，“本土性”的呼声响亮地出现于90年代初的中国学界，它“强调自身文化的价值，强调由本土立场出发去思考自身和世界的文化处境，在这种立场中获得新的创造和想象，活跃和充实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生存”。[25]（p14）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本土性”首先将批评的锋芒指向了80年代中国文学界、学术界“走向世界”、追求“现代化”的渴望与冲动，表现出对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的警惕。它从中剖析出的恰恰是弱势文化渴望在第一世界那里获得认同的诉求，而越是认同于西方的优越，中国越是一个失去了传统根基，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沉默的他者，从而惊呼“失语”。并且沿着这一思路，把建国后对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当作了失语。甚至更进一步将之追本溯源到五四运动，于是原来被认为是向西方文明的盗火者的一批学人先哲——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不免有了文化买办的嫌疑。这种颠覆性的大批判诚然开辟了重新认识历史的视阈，但似乎凡是与西方沾亲带故的东西都应该从纯正的文化血统中毫不犹豫地清除，“本土”成了抗御种种文化杂质的坚强壁垒。
与这种西方过敏症式的心态相呼应，他们进一步表现出对西方的大拒绝姿态：拒绝诺贝尔、拒绝奥斯卡、甚至拒绝奥林匹克。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冰清玉洁的神祗，它本身便是当今世界西方文化霸权机构化的体现”。[26]（p75）而在电影频频获奖的背后是中国文化的他者化地位和西方权威的猎奇视野。同样奥林匹克也不过是西方炮制出来的“这个时代的超级神话”。[1]（p26）揭露了所有西方荣誉的意识形态企图之后，他们更看到了成为西方宠儿的悲惨宿命：“因为问鼎西方桂冠的幸运者看来都无法逃避这样的命运，在他们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的同时，西方的剃刀悄无声息地阉割、扭曲、改装并进而同化着他们，使他们的作品沦为西方文学的一种变体”.[26]（p77）于是人们所应该做的便是将眼光投向深邃的历史文化根基，续接断裂的传统，似乎这样一番返祖行动之后，凯旋就指日可待了。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我们当然应对这个概念透露出的家园气息和坚定姿态心存敬意，但在中国后殖民批评中，这种焦虑性的反映基于对后殖民主义的过分简单把握：“后殖民主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对于‘落后’民族和国家所行使的一种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政策。”[27]（p147）它直接导致了“本土”在此成为一个简单而透明的概念，并始终如一，牢不可破。但“本土”依然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它在时间与空间的双轴间位移，屡经变迁。本土文化从不亘古如斯，每当历史出现周期性震颤，历史深处涌现的动力与激情就会使“本土”的硬壳四分五裂，只是在历史的阵痛中划出相对的疆界。因此，“本土”不可能是一方净土，一种纯净的文化血脉也只能归入本质主义的幻想。我们很难不对决绝的拒绝姿态下隐藏的牵强与偏激表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