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批评民族性维度的展现(2)

2、想象性的主流表达——赛义德的文化身份观
历史告别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刀光剑影，又被涌动不息的移民潮推向了新的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一批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精神洗礼的移民学者竖起了“后殖民批评”的大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赛义德都是后殖民批评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把当代“都市”理论的某些形式——如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理论引入了关于（新）殖民主义与文化生产的关系研究，另一方面也为之“注入了种族、帝国及民族性的问题”。[11]（p75）
  从《东方学》到《文化与帝国主义》，赛义德极富挑战性的学说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域，将探索的目光投向一片长期以来为西方学界主流所忽略的飞地，更确切地说，赛义德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关系。在赛义德看来，文化至少包含两重含义，它不仅是一种以审美愉悦为目的的精神实践，而且更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的战场。一切的文化建构都有着无法摆脱的意识形态性。由此，他一方面认为“在所有民族性定义的文化中都有一种对主权、权势与统治的渴望”，[17]（p198） 把民族认同策略作为他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文化事业的核心，把民族性视为形成不同民族、不同传统、不同文化的源头所在。另一方面，遵循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化逻辑，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反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18]（p426）

这可以说是西方后殖民批评家的共识，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都视民族性为一种想象性建构。对文化“他者”的强调源于西方后殖民批评家们对萨特的现象学分析的吸收，将他者的注视作为自我意识的起源。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的“注视”一节里，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形象地说明了自我意识的发生过程。当我注视他人，把他人当作意向对象时，如果我突然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意识到有一个他人会注视我，在他人的目光下，原本“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的流动化、虚无化的自为突然被强调成“是其所是，不是其所不是”的自在了。在这个例子中，正是我感到他有可能注视我，我才会注视自己。在他人的注视下，主体体验到了“我的”存在。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为他”的存在。没有意识中的“他者”，“我”的主体意识就不能确立。[19]（p328-387）借此，赛义德合理性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论上无法回避的事实：不同的文化体系互为“他者”，相互观照、相互依存。正是在这种相互看视中，作为对象的他者的差异才得以展现。一种文化体系的属性的界定往往取决于其异于另一文化体系之处是被如何阐述的。这对于解构西方中心意识无疑是一件利器，也使它避免了被想象的或虚构的民族本真性的寓言所囊括。但所谓的差异、特性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眼光中不过是阐释的产物，也就是说“民族性”只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就像殖民话语中的“东方”一样。这样，民族形成的历史依存性，民族文化形成的实践基础就被放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下述几方面提出质疑。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首先，将民族意识的产生抽象化为“看”与“被看”的问题，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就会被压缩进一种共时态的空间偶遇。说后殖民批评不重视历史研究是不公平的，但他们按后结构主义将历史转化为文本的解读策略，将民族文化的发展史只是成为不同话语的不断建构。其实，即使就这一层面看，“看视”也出现在不同的历史层面。看视一方面包括以他者为镜的反观自身，这当然是一种镜像，可能是旁观者清，也可能是充满偏见的第一印象。它同时也包括对自身历史的内部反省，这其中包含着当局者迷和深刻的自我剖析的可能。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各民族很早就有了关于自己历史的记载、传说。自我意识离不开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
一个由一定的社会实践关系联结起来的社群，其性状与精神面貌总是随实践领域与层次的变化而发展。这使得它的文化形态不可能亘古如斯，但是这种实践的发展是存在一定的承接关系的，这就决定着它不可能瞬息万变。因此，在他者的“看视”与自我的“自省”中，虽然这个社群的文化形态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风貌，但总会被确认为是归属于同一社群的。这正如“我”虽然每时每刻不同，但是总会被“他者”和“自我”确认为同一个“我”。“想象性”的建构正是忽略了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依存性，而自我与他者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看”与“被看”。也就是说一方面看的视角转换影响成像，另一方面这像也不是由“看”一次完成的、任意变形的，而是反省的不断归纳。这样既存在初次见面的误读的可能，也存在多次见面后加深认识的可能。而“想象性”的表述正是忽略了后者，因此在赛氏的《东方学》中，东方学的学术史就是一部殖民话语妖魔化东方的历史，而忽略其中对东方的相对客观描述和认识。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此外，这种强调“看视”的视角缺乏全面的实践观。强调他者的看视，突出了实践中的文化交往，及其对文化身份意识形成的决定意义，但交往只是实践的一个方面，实践还包括某一社群生产、繁衍延续的其它方面，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的特性来源于人类群体实践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社群中的体现，而不仅仅是一个“看”与“被看”的问题。
更进一步追本溯源的话，“想象性”的表述并不是后殖民批评家的独创，这一认识来源于班尼狄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论著《想象出来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

究其实，除了原始部落那种面对面接触的社群之外（甚至这些社群也是如此），所有比它们大的社群都是想象出来的。所谓社群，并没有真假之分，差别在于只是不同社群各有互异的想象风格。[20]（p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