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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批评民族性维度的展现(3)

2013-07-02 01:03

安德森将“民族性”作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印刷文明”生产出来的事件，在他看来民族认同感是现代化过程所催化的。这实质上是要求世界各国不但把“民族”看作“想象出来的社群”，而且把西方中心主导的全球化同样看作是现代化派生的“想象”的产物。但中国的族群意识早在西周推行分封制时就萌芽了。[21]（p282-283）“想象说”似乎忽略了前现代的民族发展史。进一步说，对所有整体性社群观念的解魅，隐喻了个体存在的分裂状态才是最后的真实。而最浅显的经验表明，孤独的个体是不具备社会行动的能力的，他只要一展开活动就是群体中的一员了。在这种“想象性”流动不居的阐释与再阐释循环中，文化血脉的传承问题被讳莫如深地回避了。这种文化身份意识颠覆了在本体论上构想文化差异性的基础，却又不得不承认民族与文化差异在人类交往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最终，赛义德的理论目的定位在对“差异意味着敌对、意味着对立永远无法消解这类观念以及从中产生的一整套对立性认识提出挑战”上，[18]（p451-452）流露出一定的调和性，拉开了与真正的反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的实际斗争的距离。
与这种“想象性”的民族性认识相应的，是一种“文化杂交性”（hybrid）的欢呼。他们赞美道：

美洲通往非洲，欧洲民族和亚洲民族相逢于澳大利亚，民族的边缘替代了中心。美国伟大的惠特曼式的感觉中枢和沃霍尔式的爆炸，或克鲁格式的装置艺术，或梅普尔索普式的裸体进行了交换。[22]（p268）

这在西方后殖民理论家那里几乎是自明之理，也被一些中国批评家用来倡导一种“在本土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中华性与世界性、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之间进行灵活的选择与穿越”的流动性身份意识。[23]正如他们所看到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文化的给养，一种纯而又纯的文化血缘是不存在的。但正如艾贾兹•阿赫默德所批评的：

文化杂交性这一概念如此空洞以至用一个偶然性替代了所有的历史性，完全丧失了特征意识，独钟于某种永恒的、全球化的现时的超现实性，毫不手软的抛弃一切持久的结构性稳定，其结果是现时变得既不透彻又是完全的自我指涉。[22]（p272）

另一方面，这种杂交性的错觉是由于他们的解读策略决定的。实际上他们是将所有现实的、复杂的文化想象性地文本化，以期任意解读，从而抹平它们实际的差异性，而完全忽略了不同文化符码所承载的信息的复杂内涵，以及由此带来的通约上的难度。这不是说各种文化无法交融，而是看到这种交融离不开长期的实践过程，任何一个民族将异质文明化为己有的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本民族的整体性社会实践中将之整合进而生成新质，是一种文化整合性而不是一种后现代性的拼贴，而且这种整合性还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文化体系中，或生成新的文化体系。实际上没有哪一位后殖民理论家能在所有的文化体系之间灵活“穿越”，他们的穿越的欣快感只能来源于对文化多样性的压抑。例如，赛义德的“东方”就不包括东亚。这与其说是他在理论上的偏激，不如说是他在学术规范上的矜持，因为儒家文化体系的异质性使他的灵活穿越受挫，而无法任意言说。因此，用“杂交性”来取代“民族性”同样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偏执。

3、民族性的另类表达——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民族寓言”观
作为第一世界的白人学者，詹姆逊的后殖民批评家的身份是受到质疑的，但是他在后殖民批评中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介入了后殖民批评，以至于霍米•巴巴将他的《政治无意识》称作后殖民批评的成功范例，并且他的“第三世界文学”观在第三世界真正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詹姆逊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基于“冷战”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这可以从他的论文发表的时间上看出）。他申言是在批判的意义上采用这一术语的，只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来“表明在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社会主义集团的第二世界，以及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其它国家之间的根本分裂”。[24]（p232-233）他的这一界定既遭到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参见艾贾兹•阿赫默德《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16]（p333）也引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境遇的深思。
促生“第三世界文学”概念的当代语境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伴随着跨国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西方文化霸权的激烈反应。在他们的话语中传达的是对“我们”这一集体身份的关注，对自身民族特性的深情眷顾，和对民族国家意识令人迷惑的复归，这从一开始就隐寓了概念本身的规定性：“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部分和自主的文化”。[24]（p234）它的充分的自律性仅存于成为当代这个文化总系统的构成之前，它注定要在与第一、第二世界文学或文化的某种相对关联中确定自己独特的位置，也就是说它必须接受来自“他者”文化的他律性——一种自上向下的俯视。这导致了这个世界文化图景的对抗性：

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这说明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须包括从外部对我们自己重新进行估价，（也许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总体制度里的旧文化基础上强有力地工作着的势力的一部分。[24]（p234）

对抗性的历史情境一方面更为紧迫地呼唤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营造了一种共时语境的氛围，抹擦了第三世界不同的民族文化因演进环境造成的复杂多变的差异的历史轨迹。三层等级结构的世界文化格局简约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借此，詹姆逊激烈地批判了第一世界文化以欧美文学为中心为典范的偏狭视域。通过对“异己读者”（The  other  reader）的阅读视野的提示，詹姆逊展现了横亘在第三世界的非典范性文本与第一世界阅读者之间的巨大的审美差异和个性距离。规范视域的偏狭即在掩饰了不同民族社会生活的根本差异性，阻碍阅读者的阅读范围和阅读方式，抑止审美愉悦的多样性。对第三世界文本的“他性”的漠视恰恰提示着第一世界文化自身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