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批评民族性维度的展现(6)
2013-07-02 01:03
导读：3、主体性的升华 批评、争鸣使中国后殖民批评很难停留在本土性、中华性的倡议上，而使得对民族性的思考进一步深入。这种深入与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
3、“主体性”的升华
批评、争鸣使中国后殖民批评很难停留在“本土性”、“中华性”的倡议上，而使得对民族性的思考进一步深入。这种深入与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认识深入分不开，不少学者梳理了“后殖民”的复杂内涵（参见前文），张京媛更是不无针对性地指出：“它（后殖民——作者）不是借批判后殖民主义来反对西方文化。这种批评旨在考察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彼此之间的影响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又是怎样被表述的。”[12]（p5）这使得接下来的思考少了很多意气用事的火药味而多了几分批判立场的反思。这种思考的结果汇聚在“文化主体性”的名义下，如盛宁强调思考“以我为主的文化主体性问题”；[32]（p13）高旭东更是宣称“只有中国人具有文化选择主体性，以振兴中国为旨归，那么，无论是看取异域还是反省传统，都不会‘失语’”。[33]（p14）
“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曾经在西方风光无限，到二十世纪初它还保留着“整一性”的荣誉，但此后逐渐命运不济，到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手里更变得臭名昭著（参见后文）。因此中国学者倡导的主体性肯定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其理趣指向一种对后殖民理论的越界行为。这种“主体性”的呼声出现不久，还缺乏系统表述，我们可做如下归纳：
首先，在中国后殖民批评家的表述中，主体性意味着一种否定的自由。在盛宁看来，西方从不标榜自己“西方”的主体性，而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上俯视全人类，对整个世界历史作“超主体”的通览。[32]（p13）因此中国的文化主体性首先应是对这种超主体的通览性眼光中包含的普世性尺度提出质疑，这当然不是条件反射式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激进姿态，而是对任何可能使个体或群体的自主性妥协的外部影响或压迫形势进行追踪和揭露。进而根据不同的文化体验建立不同的尺度，它所隐含的价值取向是对文化同质化的拒绝。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次，这种否定的自由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能够挣脱外部压迫、干涉的自主的信念，这历来是主体性的核心内涵（虽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它已经是一个经不起解构的神话）。它与对“现代化”神话的反思密切相关。“现代化的过程在第三世界所发生的效用，一面是启蒙的，如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可以‘新民’；但另一方面则是压制的，如迫使本土文化的改观，迫使本土文化落入次要文化或落入遗忘。”[34]（p371）从而意识到现代化进程的两面性，揭示其中的意识形态性的宰制，揭示“现代化”与“殖民化”的共生局面。但又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虽然始终伴随着西方的侵略与欺侮，笼罩在西方强势文化的阴影下，但“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完全体制化的殖民统治，一直保有自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自主性”。[35]（p70）因此自主性不是一种不可能的虚构，而是一种应始终保持的动力。
第三，这种主体性得以存在的合法性理由在其必须是一个生产性、创造性的概念，“在这个为新生文化努力的阶段中，为了整体生命情景的完成，不应该接受宰制者现在系统的模式，也不应该没有反思地回归过去的传统，而必须通过将来的发明来解决，从人类基本的残缺性出发，对现状批判，引向永远变动的将来。”[34]（p374）从而以自身的独创性创造新的文化局面，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应该说确立自身文化的自主地位是广大第三世界文化的当务之急，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这是一个有着现实意义的目标。但其中也隐藏着深刻的问题：
如果说后殖民理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整体性反思，同时也启发了探索东方（中国）自身现代性经验的思路，那么假如这种思路仅仅局限在后殖民理论的知识框架之内，企图通过对殖民文化语境的分析和反省来论证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却只会引出事与愿违的结果，即把并非被殖民国家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经验不可避免地纳入到了西方知识话语体系之中；……这种思路非但不能从知识的体制、构成上对西方现代文化作出反思，反而是愈加表明了西方对中国现代性观念的决定性塑造。[35]（p71）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民族性诉求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首先，它为关注当代的文艺、文化现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是用一种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文艺、文化现实的。他们认定这种现状的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就在于“民族性”的失落，而且将这种失落的原因归结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压抑机制。从而文化成为权力的一个载体，或者说是权力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文化与权力密不可分，这样文化的兴衰问题被转换为一个意识形态斗争问题而重新考量。并且在这种现实关怀中，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不管其身份政治定位上存在怎样的偏颇，他们大都表现出了明确的价值承担意识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其次，它所表现出的强烈批判意识应该是一笔重要的思想财富。后殖民批评的关键在于反压迫，而“民族性”就是中国后殖民批评家的反抗武器。它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是强烈甚至是不无偏激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批判表现了他们巨大的理论勇气。并且围绕“民族性”展开的这种争鸣、探讨，有益于一种更为理性的学术视野的形成，使我们在学习中不盲从，在对话中不轻信。而批判、争鸣从来就是促进思想深入发展的有力手段，“民族性”的诉求及其相关争论对于开创新的学术研究局面和促进世界格局中的思想形态的多样性都是非常有益的。
综上所述，中西方后殖民批评在“民族性”问题上都存在各自的视阈偏差，并表现出极大的旨趣差异，有些分歧更是根本性的。那么探讨一下造成这种分歧的缘由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