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长的变形——叙事生命的选择(3)
2013-07-17 01:02
导读：通过以上中外小说的两例我们可以看到省略的无并不等于真正的无，无也可以转化为有，以无来召唤有，这就是含蓄在叙事哲理上的体现，而这个实现过程
通过以上中外小说的两例我们可以看到省略的“无”并不等于真正的“无”，“无”也可以转化为“有”，以“无”来召唤“有”，这就是含蓄在叙事哲理上的体现，而这个实现过程是有其理论依据的。“英伽登认为作品是一个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的图式化纲要结构，作品的现实化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对未定点的确认和对空白的填补。……（伊瑟尔）强调空白本身就是文本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此外，英伽登认为作品句子结构的有限性使它的意向性关联物只是一些图式化东西，要使这些不连贯的图式化东西成为一个完备的整体就需要读者阅读的想象性加工。伊瑟尔将文本句子结构和意向性关联物的非连续性称之为‘空缺’，并强调空缺也是文本召唤读者的结构机制。”[77](P294-295) 空缺就是含蓄的叙事存在形式，含蓄也就是叙事的结构机制，有无相生的叙事美化哲理既是自然之道也是文本之道。
（2） 以少总多的叙事方法。
鲁迅的《药》历来被公认为明暗双线布局的典范。明线写华小栓吃人血馒头
最后还是得痨病而死，暗线写夏瑜被捕英勇就义，明线是详写，暗线是概述，这样的叙事布局本身就是含蓄的体现。更为有特色的是夏瑜被捕关在牢中的表现却是通过别人的对话粗略而传神地概述出来的：
“‘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么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劝牢头造反。……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没么？……你没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78](P21-22)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这样的对话看似简单，实质上它们的内涵却是很丰富和很深刻的。它们如浓缩的精华虽变得很小，但其可溶解的量却是巨大的。其叙事很少，但其可解读却很多。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封建势力的依然强大，世人的唯利是图、出卖良心，封建思想的顽固，革命者的先觉先悟，启蒙愤世，誓死不屈，理想幼稚，脱离群众等等。正如刘载熙所言：“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79](P157)
以少总多，在有限中暗示着无限，这也许正是叙事方法高明、叙事魅力迷人的原因。我们再看国外的例子。普希金的名作《驿站长》叙述了我从1816年5月起三次经过某驿站，驿站长的女儿被骠骑兵诱骗走，驿站长孤独死去的悲凉凄惨的故事。其中有三处非常成功的概述。一是我第二次来到驿站：“过了几年，又有事情使我重走这一条官道，走到同一个地方来了。我记起了老站长的女儿，我想到又能够跟她见面，我觉得很高兴。可是我又想起老站长可能早调换了，都妮亚也多半已经出嫁了。同时父亲或女儿会死亡的念头也在我的脑子里闪过，我带着不愉快的预感走近了某车站。”[80](P336) 这里既有对过去美好回忆的概述，又有对近几年未知情况的想象性概述。前者表现了都妮亚的美丽难忘，后者则是对红颜薄命的担忧和预感，在行文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叙事安排上，“可以将不同的场景连接在一起，因而，它是叙事作品中最好的连接组织。[81](P176) 在叙事效果上，前者充满着欢乐，后者弥漫着悲哀，形成鲜明对比的叙事空间布局，推动着叙事情节向前发展。
二处是对老人失去了都妮亚后的概述：“‘我失去都妮亚一个人活着，这已是第三年了，’他结束了这个故事道。‘我没有得到一点她的消息。她究竟活者，还是已经死亡，只有上帝知道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让过路的浪子勾引的姑娘来说，她不是第一个，她们给供养了一阵子，然后又被抛弃了。这一类年轻的傻姑娘在圣彼得堡有的是。”[82](P343) 驿站长的一席话，实质上总结了类似于都妮亚的社会下层的年轻美貌女子的悲剧性命运的共同点，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这是属于典型的以少总多的叙事方法，借写一人之事实写千万人之事，如果领会到这一点，叙事的容量遽然增加，叙事的视野阔然开朗，叙事的层次悄然深化。
中国大学排名 第三处是我第三次来到驿站长的小屋，“门厅里（有一次可怜的都妮亚曾经在那儿吻过我）走出来一个肥胖的乡下女人，她回答我的问话说，老站长死去差不多一年了，他的房子现在给一个酿酒的住着，她就是酿酒人的妻子。……
‘他害什么病死去的？’我问酿酒人的妻子。
‘喝酒喝死的，老爷，’她答道。
‘他葬在哪儿？’
‘就在林子外面，靠近他死去的老婆。’”[83](P343-344)
这是对我第二次见到驿站长至故事即将结束前的叙事概述。驿站长潦倒失落、借酒消愁以至酗酒身亡，这都是因为痛苦无以解脱而致，先是失去妻子，后又失去女儿，特别是后一件事把老人的全部生活希望都带走了，使得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开始彻底破灭，而这不过是一条普通官道上发生的悲剧，在俄罗斯有千万条这样的官道，通过驿站长一家的缩影，暗示着俄罗斯下层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也是叙事上以少总多的手法。
（3） 深浅互衬的叙事层面。
刘恒的《伏羲伏羲》中，在婶侄逾情后有着哲理式的概述：
“‘我那亲亲的小母鸽子哎！’
那一年女人二十六，而杨天青是幸福的二十二岁。在以后的年月里，在一系列精选的时间和地点，在充满幸福和罪恶的阴谋中，杨天青根据他牢固不变的想像力无数次地重申了这句宣言，女人也便无数次地毫无厌倦地承接了这个吼叫和呻吟，并衷心地为之陶醉。
两人遵循的朝拜仪式中，它是不变的禅语，凝结了具体的本质性的信仰，又沾染了原始的诗意，因此便被他和她永恒地诉说和聆听着了。”[84](P262-263)
这种逾情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遭受丈夫非人待遇的婶子痛苦无以解脱转爱侄子，侄子以善良之心同情苦命的婶子，两者因长期的默契进而最终触发，这种幸福是根植于痛苦上的超脱，是短暂而不彻底的幸福。它如同鸦片使人上瘾，虽能摆脱一时的痛苦却不是治病的良药。同时在婶侄两人清醒的意识中，他们都有着深深的负罪感，因为此种逾情违背了正常的家庭伦理。黑格尔认为存在都是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逾情之所以存在，根因于一个不合理的婚姻关系的存在。一种无爱甚至是丈夫摧残妻子的婚姻关系是逆背于人类生命发展进程的。人类的生命只因有爱才会真正地存在，这就是本质性的信仰。爱的生命追求如果在现实中受阻，要么死亡、要么突破常规。而人类的乱伦之情被压抑在潜意识的深层，如同炽热的岩浆埋在地层深处，一旦因地壳运动而错位和变形，它便会喷涌而出。同理，人类的婚姻关系一旦发生变异变质，乱伦之情便会乘机爆发。它是强烈刺激的，又是自觉不自知的，仿佛回到了人类的初年，沾染着原始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