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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

2013-07-15 01:12

论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的过程中，除了应当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批评外，还应当注意吸纳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合理因素。这不仅包括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而且也包括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其中周扬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建国前的周扬，以理论家和政策制订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出现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中。正如周海波所说：“周扬正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权力话语的主要完成者和主要体现者”，因而“周扬所代表的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周扬本人的事情，而且也代表了一个时期一种比较典型的文学批评。”[101]（P387）因此，无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还是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模式，都不能忽略周扬的批评理论与实践。

一、科学化批评理论的建构

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指导，贯穿着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原则。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周扬就开始写文学评论，但最初仅局限于对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的评介，缺乏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独立的理论追求。但后来由于受马列主义文学理论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影响，其文艺批评才开始具有锐利的思想锋芒和现实的理论基础。从1937年《论〈雷雨〉和〈日出〉》到1941年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再到1946年《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既分析了作品，又找出了文艺的发展规律，为新文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然而，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理论始终和政治纠结在一起，刘锋杰指出，周扬坚持的是一种政治与文学的本质同一论，因而他属于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的政治——艺术模式，从政治角度切入艺术研究，政治意识明显强旺于艺术意识。[P102]笔者对此表示认同。综观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理论，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艺术意识形态所具的认识功能，是与艺术真实性分不开的。真实性，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共同具有的审美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所特别推崇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文艺学概念，艺术真实性反映的是创作关系中的客观方面，是用来衡量文艺与生活一致性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的斗争中，确立了创作的真实性原则。他们提倡从生活出发，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观察方法进行创作，要求作家、艺术家“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103]（P673），同时展现出生活在特定的“人类关系”或“现实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的本来面貌，描绘出处在一定条件下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的真实的风范，揭示出历史的具体的人的性格、思想和行为的生活根据。
周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特别强调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学说以及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肯定阶级社会中艺术的阶级性、倾向性，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革命功利主义。但是，他不是把文艺的阶级性、倾向性和真实性简单地对立或等同起来，而是把它们看作是矛盾的统一体。因为文学艺术同政治、哲学等其他意识形态在表达倾向的方式上毕竟是不同的。在这一点上，周扬是自觉地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在这方面，最能代表周扬关于文学的真实的描述是其对于文学真实与艺术技巧的认识与结论。在周扬看来，艺术的倾向性总是和真实性密切相联的，因为“党派的文学，就非同时是真实的、艺术的文学不可。”[104]（P66）尽管周扬时刻关注文艺的革命功利性，但对文艺自身的特点即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历来是十分重视的。那么，无产阶级文艺到底如何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呢？周扬主张应当给政治“以具体的，艺术的表现”，主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反对作家把政治的概念囫囵吞下去。”[105]（P68）在他看来，文学是通过形象来反映客观生活的，“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106]（P105）这句话十分深刻地道出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及其区别。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政治、思想固然重要，但既然是艺术，这种政治和思想就必须通过具体的生活事件，艺术地表现出来，形象地融进作品中。空洞的说教既使再成熟、再高超，它也不是艺术。从本质上说，艺术是通过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结晶。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然而，在文学的真实问题上，周扬更多的时候根据政治的需要设计了它。他所建构的显然是重政治重倾向的创作观。他所理解的生活与真实，已被政治化，他要求作家在其创作中追求真实，就是要求他们追求政治化，追求倾向性。因为在他的观念中，真实而不具有政治性，生活而没有倾向性，那就不是生活，不是真实。所以，在衡量真实时，他所使用的就不仅仅是生活本身，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观念，即对生活如何发展的政治判断。因此，周扬的真实观带有双重性：当他的观念符合阶级斗争的实际，他所强调的真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内容。但是，当他的观念仅仅只停留在阶级斗争时期，只以阶级斗争为主导内容，看不到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这时，他从政治观念出发所强调的真实，往往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歪曲。
（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恩格斯在1885年《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明确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从古希腊悲剧、喜剧之父，到席勒，到俄国、挪威的作家，都是“有倾向的作家”。[107]（P673）列宁也强调“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并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108]（P68）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扬，早在左联与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观点的论争中，其文学批评思想就初见端倪。胡秋原、苏汶二人在《文化评论》、《现代》等刊物发表《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以及《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等文，大力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批判“文艺是政治留声机”论，要求无产阶级政治“勿侵略文艺”，认为左翼文艺由于与无产阶级政治结缘，就走上“目前主义”与“大众化”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这种与政治联姻的文学也就被异化了，“文学不再是文学”，“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成了煽动家之类”。[109]（P503）周扬针对苏汶的文艺反映现实“如镜子之反映人形”不带任何倾向的观点时明确指出，“每个作家都是戴着他自己的阶级的眼镜去看现实的”，[110]（P60）因为“客观现实之文学的反映，是因作家的历史的、阶级的条件而异的”。在周扬看来，纯粹的艺术真实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苏、胡二人文艺观的实质则是以“真实性”为借口来否定艺术的倾向性，从而反对革命的功利主义，或以艺术的阶级性否定艺术的真实性，从而摒弃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周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学说，特别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理论，撰文对胡秋原、苏汶二人的文艺观点进行了严厉批驳。周扬认为，政治固然不等于文艺，但文艺也不能离开一定的政治而“独立”存在，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之一部分的无产阶级文学，从来不隐蔽自己的阶级性，而是与之相反，它彻底地贯彻自己的阶级性、党派性。因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单是生物学的存在，而是社会的阶级的存在，作品的真实性程度必然要受主体历史的、阶级的条件的限制，艺术的真实性与阶级倾向性是紧密联系、互相渗透的，同时各个阶级、不同的艺术，其统一程度自然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