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3)
2013-07-15 01:12
导读：（二）作为理论家的审美鉴赏式批评 王培元认为，周扬对于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内部艺术规律，以及作家作为审美创造的主体的特点等问题，则较少探讨
（二）作为理论家的审美鉴赏式批评
王培元认为，周扬“对于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内部艺术规律，以及作家作为审美创造的主体的特点等问题，则较少探讨，或者它们根本没有进入其理论视野。”[121]笔者认为这句话值得商榷。作为理论家的周扬，通过接受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理论成果，基本上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而且这一理论始终贯穿在他的批评实践中。其中对曹禺的《雷雨》和《日出》的评价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在今天看来，《雷雨》和《日出》是成功的现实主义剧作。但由于当时评论界“公式主义批评”盛行，曹禺的剧作自然遭受批评家的漫骂和指责。周扬则从作品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了剧作的现实主义成就和不足。樊篱先生认为，周扬对《雷雨》的批评明显地借鉴了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批评手法。对《日出》，周扬所遵循的现实主义批评原则，已经超越了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水平，而包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容。[122]
在1939至1940年间，周扬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讲授“中国文艺运动史”，曾编有《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以下简称《讲义》）。在该《讲义》中，周扬对谴责小说、诗界革命、新文体等，都有分析和评价。对某些过去研究家不很重视的作家，《讲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应给予应有的评价，其中一位是王国维。周扬认为，“论新文学运动，王国维的名字却总是被忽略，实则王氏在文学修养的深湛与见地的精辟上不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无与比肩的，就是以后也很少有人能及他。”在列举了王国维文学研究上各种成就后，他又指出，“这个人物（指王国维——引者注）有权被称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中国所有文艺评论家中之最伟大的一个，因为不管他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在哲学上是观念论者，他的文学见解，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不少深刻的辩证的要素。”[123]周扬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当今许多批评家的共识，而在那时，敢于这样推崇他，敢于把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与文学成就区别开来评价，则显示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胆识。1986年《文学评论》第一期首次发表周扬《讲义》时，在“编者按”中有一段话：“周扬同志这份讲稿，是一篇主要从社会历史角度着眼的批评文章。……表现了一种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宏观气魄。这与后来被庸俗化了的社会学批评是很不相同的。这份讲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科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特点和优点，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科学的社会学批评与庸俗的、机械的社会学批评的区别。”[124]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延安文艺工作者开始走上了与新的群众时代相结合的道路，在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周扬对这些作品评价甚高，称之为“新的人民文艺”。其中《略谈孔厥的小说》一文则是他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而实施的第一例实际批评。周扬在文中首先肯定了孔厥“创作道路”上的“重要的进展”，其根据就在于孔厥小说题材的转变。因为他的小说“写出了农村中的新的人物，新的事情”。[125]（P427）孔厥小说《过来人》和《追求者》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而《苦人儿》则转向写农民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周扬的文学批评是谨遵《讲话》的精神。因为《讲话》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基本上是执批评态度，极力主张作家立场的转变，在题材问题上应由表现原来所熟悉的知识分子题材转向表现工农兵（主要是农民）。
《论赵树理的创作》可以说是研究赵树理最早也最有权威性的论文。周扬从赵树理的具体作品入手，通过分析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文学语言方面的艺术特色，论证了他是一位精神独创的人民艺术家。一方面，周扬肯定了作者“写出了新的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没有将他们理想化”，肯定作者在写落后人物的转变时，不把“一个人物写成一个晚上就完全变了样子，象有些作者写人物转变那样；他只是着重写了环境的力量，他虽没有告诉你他的人物转变得怎样，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转变。”[126]（492）另一方面，尽管周扬在人物塑造方面突出了思想先进的“小字辈”，但在言语的描写方面却特别欣赏“老字辈”。他认为小说写三仙姑到区政府去的那一幕“最精彩”。因此，李洁非认为，“他在文学评论中始终不放弃‘形象的个性化’尺度，特别注意分析作品言语。这些都显示着周扬没有完全失去其‘文人’的身份。”[127]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但是，综观周扬建国前的文艺批评实践，我们不免会发现其中的某种矛盾性。在多数情况下，他主要不是以批评家的身份，而是以权力话语的体现者和代表者的身份对作家作品进行批评的，从而导致他的批评实践往往具有社会政治批评的特征。因此，在文艺政策与他自身批评理论建构的双向关系之间，多少存在着作为政治家的理论家和作为文艺家的理论家的矛盾。在前者，周扬唯恐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在后者，周扬又感到无所适从，身不由己。[128]周扬的批评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极大地浪费了他的才能。刘锋杰指出，周扬批评思维定位在政治上，在与政治展开对话还是与艺术展开对话这一根本对象问题上选择前者而漠视后者，与前者保持极大的亲和性，与后者则有一定的间离性。[129]所以，在文学批评过程中，文学的政治性问题往往被周扬充分讨论，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只在周扬的批评中处于附属地位而被谈及。这不能不说是周扬文学批评的一大遗憾。
结 语
建国前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讨过程，总体上是一种在强烈的无产阶级政治观念指导、支配下进行的，体现了一个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和党的文艺事业的实际领导者的思想特色。他结合中国当时的革命实践和重要的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尽管建国前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讨有时不免有“左”的印记，甚至带有教条化的色彩，然而，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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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