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2)
2013-07-15 01:12
导读：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周扬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宣传者。在关于杂文的思想论争中，他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和《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周扬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宣传者。在关于杂文的思想论争中，他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和《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集中体现了他的新的批评的诞生，这时的周扬已经自觉地将文学批评与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正如许道明所说：“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在经往所养就的直逼现实直接性的批评性格也借着新的时代条件，借着解放区新的政治文化环境而得以进一步发展。”[111]（P268）
（三）积极推崇文艺的战斗作用
文艺批评是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历来是通过科学的分析，指出各种错误思想的危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弗•冯•济金根》所表现出来的错误的思想倾向，通过文艺批评的方式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避免受到拉萨尔错误思想的影响。列宁则利用文学批评的锐利武器旗帜鲜明地对唯心主义美学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判，帮助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同时也纠正了未来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苏联文坛产生的不良影响。
刚踏入文艺论坛的周扬，其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明确指出：“在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的阶段，每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都应该是煽动家，他应该把文学当做Agit——Prop的武器。”[112]（P36）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周扬的这种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不敬佩，但我们也必须客观地看到周扬文艺思想与整个左联文艺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阶级意识与功利主义色彩，因为当时的中国绝不存在有为这一位坚定的革命理想的信仰者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提供对政治采取超然态度，使其成为一个“纯理论家”的现实土壤。同时，庄严的政治使命感也促使作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坚定把文艺作为批判的武器。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正如周扬所说：“中国新文学从开始就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地联系着，这个联系贯彻了新文学的全部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的特点不能离开那个国家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特点而表现的”。[113]（P266）周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在当时的中国不存在孕育“纯文学”的土壤，更不允许存在离开中国现实而进行的文学批评。周扬对中国新文学的这一概括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文学自然会打上政治的烙印，成了作家和批评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敌人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堡垒，这一点得到了历史的充分证明。
二、政治性批评话语的实践
就建国前的中国文坛而言，政治性强是共识。众所周知，文学活动不可能脱离政治做自我封闭的游戏，无论是对主流政治的顺应，还是反抗，都同时具有不可抹杀、无法掩盖的政治意味。同样，文艺批评也常常以政治术语的形式进行陈述，无论是对政治术语的借用、移用，还是化用，政治术语都己成为一种权威性、广泛性的话语现实。在周扬看来：“批评是实现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114]（P535）建国前的周扬一直以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由于长期担负文艺领导工作，周扬成了中共当时首屈一指的理论权威，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往往直接承担对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与宣传。正如周海波所说，“从周扬步入文坛开始，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他人思想的一位阐释者。”[115]（P388）但是作为理论家的周扬，在其文艺批评过程中自然会流露出作为文人的特质。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作为政治家的社会政治批评
尽管建国前周扬具体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为数不多，但是都很有份量，体现出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常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取胜，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作家的评论和对群众观点的阐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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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作家特别是在对鲁迅、郭沫若和赵树理的评论过程中，充分显示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的特色。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精神界之战士》两篇文章中，他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进行了评价。前者称鲁迅是“民族巨人”，从“鲁迅的一生是和中华民族解放分不开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严峻的现实主义，加上对于人民的深挚的爱，使他走向了无产阶级”等方面，对鲁迅一生的事业进行了分析。后者着重分析了鲁迅早期是个拜伦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尼采主义者。他把鲁迅和高尔基相提并论，并认为二者都成了共产主义者。从鲁迅研究的历史来看，周扬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1937年毛泽东发表《论鲁迅》之后所出现的重要论著。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中，周扬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说“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的新诗集。”[116]（P350）周扬对赵树理的创作评价甚高，他从变革的伟大时代，从赵树理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来赞扬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17]（P486）充分肯定他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并把它看作是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结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18]（P498）周扬对鲁迅、郭沫若和赵树理的评论，成为后来人们经常引用的精辟言论。[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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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对群众观点的阐释主要体现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中，他大力赞扬了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认为这是一种“创作者、剧中人和观众三者密切结合”的艺术行动。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他们的思想、情绪、利益，以及他们的艺术习惯，成为了周扬文艺批评的基本参照系。他之所以大力推崇新秧歌，是因为新秧歌表现了新的生活、表现了新的人物、表现了新的时代流向，并采用了新的艺术形式等。同时，周扬对新秧歌中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完全是从群众的角度来审视的，即“秧歌中的群众观点，群众语言，群众感情，群众作风还不够”；反映群众和军队“还太少，太不够”；某些秧歌还不能正确地描写军民关系。在周扬看来，类似“水有源，树有根，他是咱们的亲爹娘”，虽“表达出了老百姓与共产党八路军的血肉相联，他们对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衷心的爱和感激”，但是，“作为党与群众的全部正确关系的表示来看就不对了。全部真理是首先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那末，老百姓是源、是根、是命根、是亲爹娘，然后，再反过来，对于老百姓，那末，共产党员、八路军又给予以伟大的指导与保护的力量”。[120]（P446）在这里，周扬把人民群众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自己文艺批评的指针，这与某些瞧不起人民群众的文艺批评家相比，周扬的文艺批评显然更进了一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周扬的群众观点是对毛泽东《讲话》中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有力补充，正是这种强烈的群众的观点，决定着周扬文学批评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