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湖南灾况及灾因(2)
2013-07-18 01:03
导读：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遭受特大水灾。夹湘两岸田园、庐舍均被淹没，淹毙人口、牲畜，漂流房屋随波而下，遇救得生之人俱风餐露宿，惨不可言被灾
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遭受特大水灾。“夹湘两岸田园、庐舍均被淹没，淹毙人口、牲畜，漂流房屋随波而下，遇救得生之人俱风餐露宿，惨不可言……被灾之处由永州府起至湘阴、益阳等县界止共计一千数百余里。灾民之众约略计之不下数十万湘民。[15]”
从数据上分析，记载最笼统的是光绪十一年（1885）、十四年（1888）、十五年（1889）及二十五年（1899）局部性水灾，只注明受灾各县“被水成灾”，“陡涨数丈”，“河旁碾房屋宇一概淘洗而去”等情形，至于冲毁多少土地，淹毙多少人畜等具体数据全无。道光二十九年（1849）大水记载也不够翔实，一次全省性水灾涉及人口、田庐内容，只含混地提到“不可数计”、“多淹没”。同治八年（1869）大水灾记载也较为含糊。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水灾出现了受灾区“一千数百余里”，灾民“数十万”的记载，使我们对百年前的水灾有一个粗略的认识。
3．水灾持续时间
清代后期湖南的水灾持续时间一般都比较长。道光二十九年（1849）湘省“大部分地区自三月六月仍淫雨不止”[16]，造成中灾。二十九年（1849）永顺“雨至三月至于六月。（大水入城，西关桥圮。）武陵大雨从三月至于四月。“水涨，堤垸尽溃，漂没民居无算。”安福三月至五月淫雨，岁饥。“民食草根树皮，饥殍载道。[17]”保靖“春夏苦雨，二麦无收大饥”，“五月饥荒道馑相藉。[18]”湘乡“春，恒雨，伤苗。[19]”石门“春夏阴雨不止，大水。[20]”龙阳“大雨三月至五月不止，水暴涨，官私堤障尽溃，漂没民居无算，低乡绝户，漫无可稽，由是大饥，斗米千钱，饥民积聚县城，大疫，寻作死者以数万计，余多转徙，复业者稀，所谓己酉大荒也。[21]”通道“七月，阴雨连旬，禾稻腐坏过半。[22]”安福“三月至五月淫雨大饥，斗米钱八百，民食草木饿殍载道”[23]。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同治八年（1869）大水灾各地持续时间不一，少则数日，多则数月，个别地区甚至持续将近一年。浏阳县“四月二十五六日连日大水，县东地震，山有裂者，坏田庐漂没民畜甚众。（二十五日醴陵水溢县西支河未退，二十六日县东大溪水至，南、北同日水。）[24]”长沙、善化“自去秋至本年四月久雨，城中水深数尺，墙屋多圮。[25]”湘阴“三月淫雨至二百余日。[26]”
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春霖雨二十余日”，造成特大水灾。致使“江河猛涨，衡、永、长、常四府沿河两岸田亩飘荡无余，死者三、四万人，浮尸蔽江，受灾者三、四十万人，皆冻馁交侵，乞食四方，此次奇灾，为湘省二百年所未有。[27]”三次大水，持续时间不一，道光二十九（1849）水灾持续4个月，同治八年（1869）大水灾断断续续近1年，光绪三十三年（1906）特大水灾，持续20日。可见，水灾等级并不一定与时间成正比。阴雨连绵，政府与民间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赈灾救灾的工作，而一旦遇到类似光绪三十二年（1906）“彻日连霄，凡二十日而始歇”的大暴雨，降水面积广，强度大，短期内形成洪峰高，洪量大的特大洪水。一时“江河猛涨，水漫堤垸，县城并沿河厘卡市镇均被淹灌，倒塌公私房屋，冲失谷米货物不知凡几”[28]，损失最大。
4．灾后人民生活
灾情一旦发生，受苦最深的无疑是广大劳动人民。频繁水灾，摧残了脆弱的自然经济，导致粮价飞涨。致使民不聊生，乃至发生民变。 道光二十九年（1849）水灾，靖州直隶州米贵，“每斗价钱八九百文”，“土匪乘势抢仓谷”[29]。古丈坪厅米价“每斗涨至一千四百文，尚无买处，一切豆粉杂粮吃尽，猪羊牛马亦尽”，“死者不计其数”[30]。新化“夏五月，大饥，斗米值钱八百文，饿殍相望于道。[31]”同治八年（1869）善化“下游滨湖围垸俱溃，饥民麇集，谷价顿昂，斗米千钱。[32]”靖州受灾害影响“时斗米千钱，就食者死亡枕藉。[33]”会同 “斗米价钱一千一二百文”， 灾民“皆采葛厥为食，饿死者想望于道。[34]”光绪三十二（1906）省府长沙“大水为灾”，一石米增至4600文[35]。宣统二年（1910）因“上年滨湖一带淫雨兼旬，堤垸多溃”，一石米增至8500-8600文[36]。而“湘省从来米价每石恒二三千文上下”[37]。则灾时各地米价上涨幅度为400%-700%不等。对于大多数贫民而言，米价的上涨幅度超过其承受能力。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大灾之年，田庐漂没，禾稼无存加之粮价上涨，人民无以为食，只得采野生植物充饥。或“食椿叶及剪刀草充饥[38]”。 或采夏枯草，杂米中煮食[39]。或“采葛厥为食，饿死者想望于道”[40]。树皮也是灾民的充饥食物。宣统元年（1909）大水。安乡县境，树皮“争食净尽”[41]。除采摘天然植物外，水势过大“撑舟入市[42]”“街巷捕鱼[43]”者也为数不少。此外，有“掘白壤和粥以食者[44]”，多半死于腹涨。古丈坪饥民“挖山中岩蒜白泥而食，死者不计其数。[45]”
家徒四壁，又无可寻的食物，灾民只得扶老携幼，沿街乞讨。饥民络绎于道，“有四五千人为一队者”[46]。更有为求得食物“捐父母、鬻妻子”[47]、“生人相食”、“或杀同伴，或杀已孩或易子相食”[48]。甚而至于聚众起事，铤而走险。最为典型的是宣统二年（1910）的长沙抢米风潮。它的发生也是饥荒而引起。它由一场饥民要求平粜，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发展为了席卷全省数十州县的大规模民变。灾后生活的物质匮乏，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充分体现水灾对社会经济的摧残。
(二)清代后期湖南旱灾
水灾之外，旱灾也是湖南发生较为频繁的自然灾害之一。
1．灾况
据统计，清代后期72年，湖南发生大小旱灾共50次，平均每1.4年1次。其中道光朝（1840—1850）11年间旱灾7次，平均1.6年1次；咸丰朝（1851—1861）11年中旱灾7次，平均1.6年1次；光绪朝（1875—1908）34年中受旱22次，平均1.5年1次。与水灾的全省性爆发，大面积受灾不同，清代后期的旱灾多局限于某些地区。清代后期旱灾对湖南社会经济的打击是沉重的，对人民生命的摧残也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