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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湖南灾况及灾因(5)

2013-07-18 01:03
④地震：道光三十年（1850年）醴陵“秋七月十二日地震，有声自西北来，甚厉，屋瓦飞坠，越数日复震。[72]”咸丰六年（1856）保靖地震，“屋宇什物动摇，城乡如一。[73]”
⑤冰冻：咸丰十年（1861）保靖冬大雪凌，“乡间树木压折者无算”[74]。  咸丰十一年（1871）宁乡“大雪冰厚尺雪”，光绪十三年（1887）宁乡“大雪冻冰月余”[75]。
历史上的虫灾、风、雹、冰冻、瘟疫、地震等灾害，常常与水旱灾害交织。自然灾害的并发性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单一灾害的危害。咸丰三年（1853）“正月大凌，二月大雨雹，秋旱，飞蝗食竹[76]。光绪元年（1875）三月十二日，靖州大雨雹，“五月初五日寅卯时地震”，五月“大水二次”，“十一、十七日出蛟数处，坏田无数”，六月“大风拔木”，“七月初四雨雹、大风拔木。七月初八日大雨雹。[77]”

（四）清代后期湖南灾害发生的原因
灾害频繁发生，所造成的危害时强时弱，时大时小，受灾范围也时宽时窄，具有某些不可预知性。弄清灾害成因，以便使我们逐渐找到减灾、防灾的对策，清代后期湖南灾害的形成有如下因素：

1、客观的地理条件与气候条件
地势地貌直接影响区域内的气候条件，对孕灾环境的形成与变化起着直接作用。湖南特有的地势地貌，决定了洞庭湖水系水流方向、水域分布及孕灾环境。
    湖南的地势地貌有如下三个特征：
①南高北低。湖南为“丘陵之国，东西南三面多山，东北一隅多水，湘、资、沅、澧汇于洞庭。[78]”湖南三面环山，中北部地势平坦，整个地势呈“马蹄”形，极有利于南下冷空气侵入，形成严寒、冰冻等恶劣天气。另外，在南高北低的独特地势下，洞庭湖区成为全省的低洼中心，接纳四水，吞吐长江，，整个水系呈扇形分布。，洞庭湖成为长江的调蓄器，若遇四水及长江水上压下顶、内外夹击之时，遭受洪涝灾害势在必然。 中国大学排名
②以山地为主。“湖南山脉纠纷，自其太干言之，则南有五岭；由此分一大支，迤于湘赣之间，为幕阜山脉；其他湘资之间，中起衡岳，资沅之间，脉始古田，沅澧上游，古武陵五奚蛮地，统称八面山脉。” [79]这里所说的，八面山脉即武陵山脉，西面的雪峰山脉，南部的南岭山脉即西北的武陵山脉。东面的湘赣交界诸山，湖南的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1/2以上。[80]东南西三面环山，是形成南高北低之势，形成冰冻、水灾的原因。同时山地众多，森林一旦过度砍伐，生态环境破坏，易形成山洪暴发。
③岭谷相间，丘陵盆地交错。
湘资沅澧四水分别贯穿一些盆地。如湘江流域就有长沙-平江盆地、醴陵-攸县盆地、茶陵-永兴盆地、湘乡盆地等等，其中以衡阳盆地为最大，各盆地水系以湘江为中轴汇入其中，使整个湘江水系形成树枝状水系。处于盆状地形之处的州县常遭洪涝灾害侵袭。这种状况在湘资沅澧四水中时有发生。
湖南地处东南内陆，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冬季干冷少雨，春季雨水较多，夏季高温湿润，秋季干燥高温，受东南季风、西南季风、副热带高压及西风带环流的综合影响，形成春温多变，寒潮频繁，春夏多暴雨，夏秋干旱，冬季冰冻等灾害性天气。

2.四口南流与江湖关系的变化
洞庭湖有“九江”之称，汇聚了湘、资、沅、澧四水，是荆江水流的调蓄器，因而，洞庭湖与荆江洪水位高低对比关系的变化会直接导致湖南水灾的频发。清初，荆江洪水唯有虎渡、调弦二口南泄入湖，随着荆江大堤逐步完善，河床发生淤垫，改变了魏晋以来的“湖高于江，江不入湖”的局面。江湖关系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荆南地势逐渐由南高北地转为北高南低。咸丰二年（1852）正当清政府忙于战事，石首藕池江堤溃决。当时因民力拮据，没有加以堵筑。同治九年（1870）长江特大洪水，庞家湾及采穴附近的黄家铺同时决口，汛后庞家湾溃口未加堵筑。黄家铺虽加堵筑，但工程不坚固。同治十二年（1873）黄家铺堵口又被江水冲决，荆江洪水自采穴以上奔流南趋，愈趋愈宽，形成二支合流的松滋河。至此松滋、藕池（咸丰时溃）、虎渡（南宋时决）、调弦（明时疏通），四口南流的局面形成，荆江分流入湖水量陡增[81]。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四口南流是清代后期湖南历史上的一大灾难，此后，每届汛期荆江洪水以建瓴之势奔涌而下，湖区居民生命财产付之一洗，数百里汪洋一片。与此同时，荆江四口携带大量泥沙入湖，加速了洲土及垸田迅速增长。藕池、松滋决口之后，“荆江之水横决而南，挟泥沙以趋洞庭，以致湖身频淤淀”，到同治末年，安乡、华容、南境与龙阳二县交界处，淤垫成洲，时人称为“南洲”。“水至积于土厚，水落则芦柳丛生。始则附近居民析薪刈苇，弋取微利，或播种杂粮，以资糊口。”“近来愈积愈宽，广袤几二百里可垦土地。”湖南巡抚庞际云，卞宝第先后派人勘察，并招民试种，龙阳、沅江等地破垸失业之民趋之若骛，纷纷迁往南洲围垸垦种。王文韶“于去任时亦将该洲大概情形奏明在案。”到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巡抚吴大澄奏请设立南洲直隶厅时，划定南洲南北纵84余里，东西横120余里，域内共计民田130000余亩，官田89200余亩，和芦田63300余弓[82]。
四口溃决，江水汹涌而下，入湖水量剧增，对湖区形成极大的洪水威胁。同时泥沙俱下，泥沙淤垫，加速了湖区洲土和垸田的增长，为湖区水灾带来隐患。
   
3.人口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清代后期湖南人口发展简表
年   份 人 口 数 资  料  来  源
道光二十年（1840） 19,891,000 《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 20,049,000 
咸丰元年1851） 20,648,000 
咸丰十年（1860） 20,940,000 
光绪二十八年（1902） 23,600,000 
宣统元年（1909） 20,583,187 

据上表，道光二十年（1840）湖南人口数为1900余万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人口数突破2千万大关，达到20,049,000人。咸丰十年（1860）的人口与元年（1851）相比，又持续增长300,000人。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人口达到23,600,000人。直至宣统元年（1909），人口数有所回落。总体而言，清代后期人口保持清初人口增长的态势。人口的增长，必然导致人类向自然的索取加剧。清代湖南地区山林蓊郁，树木类有松、柏、杉、梓、枫、柽、株、槐、槠、杨、柳、樟、榆、桑、柘、棕、冬青等；竹类有斑竹、丛竹、方竹、紫竹、笙竹、白竹、水竹、烟竹、芦竹等。由于人口继续增长，垦殖面积扩大，房屋建筑用材及柴薪需求量与日俱增。湖南多刀耕火种，“每年播种时，则先伐林，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播种于其间”，致使“岗阜陡矗之处，丛荆石之间，尺寸隙土，无不垦辟。时当种植，居民崎岖上下，若猿然。[83]”人口的增加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魏源云：“今则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成阡陌，治庐含其中，于是平地无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偏远山区，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却“无土不垦，无门不闢”，于是“山地无遗利”。“平地无遗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地无遗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雍泥，败叶陈根，历年雍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七八矣。[84]”有清一代，人口迅速增长，人民在原辟土地之外，另觅新土，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农民围湖造田，修盖房舍，这样占去湖泊大片面积，缩小了湖泊蓄水面积。再者，人口增加还会导致植被破坏，山脊裸露，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洲土形成，不仅缩小了泄洪的面积，而且抬高了洪水水位。湘籍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也认为东南各省水患多为“水源地山林之滥伐”。清代以降，中原各族迁往湖南，“逐年增多，以是各处森林皆为斩伐者不鲜。在上者不知虞衡之政，在下者亦不解种植之术，遂使山林荒芜，到处童山濯濯（长江一带之木林，大抵皆自湖南贵州而来，然近年有减少之势可知矣），一遇春冰融解，雨水猝发，不能吸收水力，缓杀水势，直任其冲刷泥沙，挟以俱下，而下流受水之量，既未增加，甚或减缩，则势[不]至横溢泛滥不止。观于近年，湖南西路之伐木最盛，而遭水患亦最烈，可得其明验矣。[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