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湖南灾况及灾因(4)

1．虫灾
①虫灾种类及特点
据资料记载，出现的虫名有螟、螣、蝗、蝻、毛虫、包虫、蛾、蚱蜢等等。成灾有记载的，蝗25次、螟4次，蝻3次、螣2次、飞虫、包虫及飞蛾、蚱蜢各1次。在这6种称呼中，有同种异名。《诗经•小雅》上就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其中，“《小雅》螟、螣、蟊、贼、犍为文学，曰四种皆蝗也。[55]”而蝻为蝗幼虫，蚱蜢，稻蝗的一种，湖南历史上的虫害以蝗虫为主。
从地域分布来看，蝗害遍及全省，但亦有多发区与罕发区之别。蝗灾主要分布于干旱少雨的湘东地区。包括浏阳和衡邵丘陵地带，湘北的岳阳、常德、长沙的蝗灾也时有发生。
对于蝗灾与旱灾的关系，很早就有“旱极而蝗”、“旱灾之后，必有虫灾”的说法，这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同蝗灾作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清代后期蝗灾与旱灾相连的灾次计有21次，占虫灾总次数26次的80%以上。如：
浏阳：道光二十六年（1846）“旱，螟螣生。[56]”
长沙、善化：道光二十七年（1847）“自上年九月不雨至四月乃雨，耕种失时，复伤于螟。岁大歉。”咸丰七年（1857）“秋冬旱，飞蝗蔽天，行捕蝗诸法。”同治三年（1864）“秋旱，飞蝗食竹。[57]”
临湘；咸丰八年（1858）“旱，飞蝗蔽天”[58]。
巴陵：咸丰六年（1856）夏秋大旱，“蝗伤稼，蝗蔽天，竹木叶食尽。[59]”
安福：咸丰七年（1851）夏旱“飞蝗蔽天”[60]。
 这种旱蝗密切相关的现象，考其原因，主要是降水量的多少对蝗虫，特别是对蝗卵的孵化有很大影响。蝗虫产卵场所主要分布于河边、湖滨及近水一带。这些地点时盈时涸，利于虫卵的孵化，是蝗虫繁殖的最佳场所。如果夏季干旱少雨，河滩水位低落，荒地大片裸露，则为蝗虫的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则，高温少雨，特别适合蝗虫生长、繁殖。因而，大旱之后，蝗虫繁殖力增强，虫口密度升高，灾害程度加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②危害程度 
虫灾发生频率虽逊于水、旱灾害，但危害程度决不亚于二者。蝗虫具有超强的远距离飞行的本领，且具有群集性，因而所到之处，禾稼无不啃啮殆尽，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水灾一线，旱灾一片，虫灾无边”之说，可见虫灾危害之巨。
咸丰七年（1857）湖南发生了一次遍及20多个州县的大虫灾，长沙、善化、湘潭、湘阴、湘乡、宁乡、益阳、浏阳、安化、醴陵等地区飞蝗蔽天，禾苗无存，如下表：
 
咸丰七年湖南蝗灾灾情表
地区 灾          情 资 料 来 源
攸县 忽有食禾蚱蜢入境，其数几万，晚稻俱损 同治《攸县志》
龙阳 蝗飞蔽天。 光绪《龙阳县志》
安福 蝗飞蔽天。 同治《安福县志》
湘阴 螟生伤苗。 光绪《湘阴县图志》
醴陵 蝗入境，食禾苗竹叶俱尽，遗种遍野 民国《醴陵县志》
湘乡 飞蝗入境，竹叶被吃食殆尽。 同治《湘乡县志》
益阳 县境蝗虫成灾，竹林受损严重。 同治《益阳县志》
衡阳 飞蝗入县境，蓦民出谷易蝗蝻 同治《衡阳县志》

     蝗灾肆虐，往往造成竹木、禾苗被食殆尽的惨剧，新化知府邵授名苦于虫灾之害，“檄开收蝻局”，“三乡亦设分局。东南设局十二村文昌宫，东路设局油溪桥，南路龙溪……西南设局高坪……龙溪一局挖蝗九十六石之多，共收七百余石。杂石灰埋城西火神庙右园内。[61]”长沙县令鉴于灾情严重，“下令四乡掘挖。檄县于城中设局收之，迄岁终缴送者不下百石，而掘犹未尽。[62]”邵阳自“八九月间，蔽空飞蝗，由北大至。当经出示，遍谕城乡，各团绅民，赶紧捕灭，并采集捕蝗要略，刊刻成书，颁发合邑，幸各团绅民，齐心合力，遵照捕除，于四境晚稻、园蔬、杂粮等类，尚不至大有伤害。又虑飞蝗所过，定有蝻孽留遗，复谕各都农民掘挖蝻子并劝各团绅于各团设局筹款收买。城中设一总局，以核其成。”迄来年二月止，“前后共缴过蝻子二千四百余石”[63]。

2．风灾、雹灾、冰冻、疫病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将清代后期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宣统年间其他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统计列表如下：
清代后期其他自然灾害统计表  （单位：年次）
朝代 风灾 雹灾 冰冻 地震 疫病 总计
道光 6 6 4 8 2 22
咸丰 6 10 3 1 1 21
同治 8 11 3 2 2 26
光绪 15 15 6 5 11 52
宣统 1 3 / / 1 5
总计 36 45 16 12 17 126
    说明：表格中数据根据《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及各县志综合。

湖南除水、旱灾害之外，其他自然灾害也比较频繁，几乎每年2次。水旱与风、雹、冰冻相互交织，给湘省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①风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永绥厅“大风吹折教军厂演武厅并坏民居三百余家”[64]。咸丰三年（1853）善化“二月初四日，东乡大风，折树毙人。[65]” 光绪十四年（1888）湘潭“袁家河市面上居数十尽毁，唯一庐存焉。[66]”
②雹灾：道光二十六年（1846）会同“三月十四日夜，大雨雹，重约八九两，触坏树木无数。[67]”咸丰五年（1855年）醴陵“春三月十三日，大雨雹，是日未刻，有烈风暴雨从西北来，雹大如卵，密如线，纵六七十里，横二三十里，木拔屋坏，毙男女数十人[68]”同治七年（1868）靖州“七月二十八日大雨雹。（坏瓦无数）[69]”
③疫病：道光二十九年（1849）“全省大疫至明年四月乃止，死者无算”，“方疫之作也，死者或相枕籍，同善堂及各好善之家施棺以数万计。夜行不以烛者，多触横街死人，以致倾跌。盖其时饥者，元气已尽，又加以疫，人人自分必死，尝见有扶杖提筐咨且于道，忽焉掷筐倒地而死者。有方解裤遗矢蹲而死者，有叩门呼乞，倏焉无声而死者。[70]”同治二年（1863）保靖夏，米贵，“八月大疫。[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