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解前见与文化阐释视阈(3)
2013-07-31 01:09
导读：沈从文的文化理解与文化阐释现域的选择及转换，除了凤凰古楚文化和苗、土等民族文化的冲撞与整合的原因外，还有汉儒、道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对
沈从文的文化理解与文化阐释现域的选择及转换，除了凤凰古楚文化和苗、土等民族文化的冲撞与整合的原因外，还有汉儒、道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对他的影响。
沈从文从小在凤凰城的私塾里所受的教育是典型的汉文化教育，从私塾的教育体制、课程结构、内容到私塾先生的教育思想，都是儒家经典文化思想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接触的机遇是1921——1922年，沈从文担任陈榘珍书记官时。司令部的大橱里约有百来幅自宋及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后来又有《四部丛刊》，沈从文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传统文化精髓。[13]沈从文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理解，是从此时开始的。沈从文在自传中评判这段经历时说：“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通的认识。”有了这些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为沈从文对人生和社会的思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由于这些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的兴味。”[14]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文化的创造者，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作为文化理解者阐释者的理解前见即理解的前提条件而存在的。沈从文文化理解前见的形成和文化阐释视阈的选择来自于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大传统和包括苗、土蛮及古巴文化在内的小传统的双重影响。“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是指一个社会中占优势的文化模式，尤其是指体现为都市文明的文化模式。”[15]大传统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提出，他为了对比拥有社会精英及其掌握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的都市社区和保持有大量的口传、非正式记载的文化内涵的乡村社区的差异，他界定大传统为都市文明，小传统指地方性的社区文化。在中国的大传统文化中，对沈从文影响较大的应为“儒道互补”的文化精神。生活在中国历史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位知识分子，几乎总难以躲避儒道思想的浸染。仕与隐，进与退，现实的逼压与精神的自由，……诸如此类互相对立的两难现象纠集于广大知识分子身上，令其在现实文化困境中痛苦挣扎，从而促其实现精神上的超域。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与灵魂上的对立促使士人作出反思和选择，从道家的“自由”和儒家的“中庸”文化精神中获得了启示，在现实的推动下，迅速把儒和道嫁接到一块采取“儒道互补”的立场，从而为精神的最大自由寻找到一个最为广阔的空间。儒家的积极入世、强烈进取之精神，体现在沈从文阐释视阈的选择上就是为苗族、湘西乃至为华族最终为人类而代言、立言，这种强烈的干世态度决定了其文学创作是为人为人类的，崇尚、关爱生命，追求人之“神性”。“道家”的“自由”观使其不断超越现实，走向精神的真正自由，营造一审美的乌托邦理想世界，而这正是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生活世界的本真存在状态的象征。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1、3、3 外来西方文化对沈从文文化理解、阐释视阈的影响
沈从文对西方文化的接触最先是1921——1922年在湘西保靖时，同房的印刷工头赵龟武对他的指引。通过这个机会，沈从文接触了当时的流行文化刊物《改造》、《新潮》和《超人》以及刊登郁达夫、郭沫若作品的创造社刊物。而在此前沈从文从未阅读过一种五四时
期刊物。这些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主要内容在于传播西方的文化观念，如民主与科学、进化论、超人哲学等等。[16]1923年沈从文到北京之后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了西方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对沈从文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凌宇先生在《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一文中明确界定西方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从沈从文对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本质差异的‘抽象’里，不难看到其中的‘异化’的哲学基础，国民性的改造、人性复归、原始生命力、生命的进化等观念也成为他的生命观的有机构成。——西方文化对沈从文具有重大而确定的影响。”[17]
西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兴起是沈从文的人类学观形成的现实文化背景。人类学是一门以整个人类为对象的学科，人类学学科是欧美经济、文化全球扩张化的产物。西方人类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使我们的文化理解及阐释又多了一个崭新的借鉴视角。最早译为中文的西方人类学著作是德国人迈克尔•哈伯拉姆德（Michael Haberlamdt）的《民族学》。此书出版于1896年。1900年英人洛伊（J.H.Loewe）译成英文，称Ethnology。中国人林纾、魏易把此书的英文版译成汉语，于1903年由北京京师大学堂（今
北京大学）印行，书名为《民种学》。该书明确反映了种族思想和种族分类在20世纪初的进化论学派思想中的主导地位。1903年，清府学部颁布《大学学制及其学科》中，正式将“人类学”为大学文科哲学、历史、地理三门学科的主科，北大开设人类学课程。1918年，陈映璜所著《人类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介绍人类学的专著。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该文反映了欧洲的文化“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之间的分别，为全面、整体论的“民族学”提供了基本哲学原理。民族学家认为，蔡元培从自己对体质人类和人体测量学以及其他人类学科的研究中找到了研究人类学的整体论的基本方法。1934年冬，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标志着人类学在中国扎根，预示了人类学的教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37年，抗争爆发，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边疆民族问题日益显得突出和重要。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提高全民素质，尽快改变边疆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文化低下的状况，边疆民族向题的研究引起广泛的兴趣和注意。许多大学增设了人类学和民族学课程。该期间，民族调查研究有一定突破，凌纯声与芮逸夫的《湘西苗族
调查报告》是其中重要的民族调查工作志。[18]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得到普遍传播和应用，在这种背景之下，沈从文显然自觉地吸收了一些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里用专门一节讨论了沈从文的人类学观问题，题为“科学人道主义：以生物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人”。这一节里，金介甫详细分析了沈从文“从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观点看人”的观念的获得背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对中华民族的人种起源和文化起源进行人类学方向的探讨。而沈从文对人和人社会的理解所遵循的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种理论，部分是来源于西方的。这些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视阈的融合性，即把心理学、文学、宗教、认识论、象征主义、社会人类学等融汇贯通，联成一片。我们追溯沈从文的包括人类学知识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来源时，可以举出很多实例。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对沈从文社会科学理论来源进行了介绍, H•鲁宾逊（美国
历史学家，为顾颉刚所重视并介绍过来，也研究心理学和原始人类的思想），T•J•R安格东和J•亚伦（美国最早宣传心理学的学者），J•G弗里契（美象征派诗人、评论家），E•菲尔格林（杜威一派的
政治理论学家）和龚古尔兄弟、福楼拜、狄更斯、卡莱尔、歌德和尼采。而中国学者的人类学思想对沈从文影响较大的应是周作人，周作人多方面接受了西方人类学知识，并向国内推广，影响颇大。周作人的影响，是沈从文人类学及心理学知识获得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学界一般认为，进化论思想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一个外国样本，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最初的接受是借进化论之名的，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