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解前见与文化阐释视阈(4)
2013-07-31 01:09
导读：除了西方的文学人类学知识的接受外，对沈从文湘西文化理解和阐释视阈的形成影响较深的是20年代北京文化界歌谣运动。2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文化人类
除了西方的文学人类学知识的接受外，对沈从文湘西文化理解和阐释视阈的形成影响较深的是20年代北京文化界歌谣运动。2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文化人类学与
民俗学的推动下，北京文化界发起了搜集中国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运动，北大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周刊》热心收集了各地方言、谣曲传说。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江绍原等人采借西方文化、民俗理论对民间文化进行了理论阐释。这些活动，使沈从文耳目一新，也开启了他久蕴心中对于故乡异风俗情的热情，更坚定了他挖掘故乡民间民俗风情的文化精神及价值的信念，这也是沈从文把文化阐释视阈拓向湘西那块热土的一个原因。
20世纪初，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学者采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民间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再阐释，这二者共同铸就了沈从文的人类学观，这种人类学观作为文化理解的前提条件即理解前见，渗透进了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和阐释，就使他能够运用文化整体、文化相对论思想，对各种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走向对湘西文化乃至整个国家民族文化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解读，实现了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融合。
1、4 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和创作思想的关系
文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其系统功能、特征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作为子系统，文学与其它文化因素一起实现文化系统的总体功能。因此我们应把文学批评置放到文化批评范畴之中，即实现文学批评的文化背景还原，不再把文学作为一个自足的本体，而把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和其他文化因素进行能量与信息的相互交换，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在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中，文学是文化的一个中心环节，同时也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文学作品作为一文化文本是本文生活世界的表征形态。文学艺术活动融合了人类基本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独特地位：它虽然归属于文化，但又不像文化的其他部分，它不是部分、片面地，而是完整地代表文化，是文化的全面投影。而文学内容的丰富性、生动性和艺术表现的感染力，使得文学不仅是文化结构中的重要元素，而且反映着人的行为方式、行为规范以及人的需要和人的心灵。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去理解文学的形式生成过程和功能实现过程，也可以通过文化去理解文学生命价值取向和艺术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一个时代的文化状貌在文学中获得特殊的保存，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现代生活形式在文学中获得形象而又生动集中的表现。应该看到，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始终面向文学文本本身，不敢逾越，局限于对文本自身的文学解释，这种批评方法只是对文本的表层性结构的一种把握，是一种对创作者思想情感的主体加工。相对而言，这种传统的批评方法忽略了作家对文本的深层的文化意蕴的理解与阐释，文学文本所反映的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文化积淀对作家的影响往往在理解中被弱化了，因而要达成对文学的深度与广度的解释，文化的解释向度是不可少的。一般看来，沈从文试用通过文学创作去复兴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他实际上通过文学的手段去对湘西及整个中华民族及至全人类的生存进行形而上的本真意义的追寻，以达到民族精神重建之目的，实现人类全面自由的生活，这是一种终极关怀，也是沈从文思想的高度。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其文学创作可视为其文化理解、文化阐释、文化批判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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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把文学创作为对湘西文化的理解与阐释的手段，他的系列湘西文学作品体现出了他对湘西文化精神特质的理解。而湘西文化的精神的特质中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的诗性特征正是文学人类学家的资源宝库。“文学人类学家极其关注那些较少文化共同特征的另类文化形式或原初文化形式，重视那些未被主流文化或现代性文化污染的文化标本，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民族生活形式和民族历史文化创造性特征的文化更多文化的人类学关注。”[20]在对湘西文化的理解与阐释的向度上，沈从文与文化的人类学有着高度的契合。沈从文是在湘西文化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特质中发现了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恰恰可以对抗现代社会的秩序性与确定性，而文化人类学家从湘西文化的原初精神特征中，看到了一种异于现代文明的具有人类本真精神特征的文化标本。沈从文创作的湘西文学文本，是对湘西本文生活世界的最具想象性的理解和阐释。这引起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学界的关注。沈从文的基本精神历程也说明了湘西终是他的精神家园，沈从文从湘西走向城市又从城市回到了湘西世界。沈从文的这种精神历程与人类学家实际上也是一致的：“文化人类学家都是由都市走向乡村，由现代化城市走向古典性城市，由主流意识形态走向民间意识形态，由主流文化走向民间艺术与原始艺术。文化人类学所做的民间文化调查与整理工作以及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本体性形态高度重视无疑特别值得反思。”[21]因此我们以为，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理解阐释的目的、立场、和阐释方法是极具人类学价值的，他的湘西文学文本完全可以当作湘西区域文化志来阅读。面对同一个湘西本文生活世界，其湘西文学作品文本形态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精神向度，是和他的创作思想的不断成熟密切相关的。具体而言，从沈从文的创作过程来看，他的创作初期北京时期、创作中期上海时期、创作后期青岛北京时期和创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对同一湘西本文世界的理解及阐释的立场是极为不同的。这根本原因就在于沈从文理解和文化阐释视阈随着他的文化理解前见、文化身份的转换而产生变化。因此他的叙述立场、描述的方法，出现很大差异。简而言之，对湘西文化这同一本文生活形态的理解与阐释，因为其视阈的变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形态。在创作初期北京时期，属于乡土创作与自我抒写，是汉主流文化的理解、阐释视阈，以湘西文化的外来者（outsider）的眼光去从外部远距离打量苗族文化，从文化外部对苗族文化关照，缺少对苗文化的内部感知，因此他笔下的苗人形象较为简单，对苗族文化的文化特质的理解与阐释也是较为粗糙的，只略显苗家文化外部轮廓与表现形态。在上海时期，他以反观现代文明理性的姿态，把湘西文化的精神作为反拨现代文明的思想资源。他作为湘西文化的代言人，采用一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阈在表达他对湘西文化的近距离感知，具有对湘西包括苗文化在内的文化持有者内部体验，而这种内部视阈是为寻找反窥现实生活世界弊病的理想的文化生态的资源的总体目标服务的，因此此时他的湘西世界总体呈现为“善”的审美形态。在其创作后期青岛北京时期，他实现了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大融合，突破了湘西文化内部持有者的内部感知和外来者的客观写真的分离，以跨文化理解与阐释的身份对湘西文化的象征意义进行揭示，因而，此时他笔下的湘西呈现为“美”的审美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