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成因(2)
2013-07-31 01:09
导读：随着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在经济上交往的不断密切，澳大利亚人现在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邻国的繁荣昌盛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39]（
随着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在经济上交往的不断密切，澳大利亚人“现在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邻国的繁荣昌盛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39]（P237）
（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增强
随着世界经济向全球化发展，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也不断增强。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将使地区贸易成员倾向于在集团内部促进贸易，同时对集团外的国家产生消极影响。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如果被排除在经济区域集团化之外将难以保持经济的繁荣。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增强进一步推动了澳大利亚经济向亚太地区的靠拢。澳大利亚传统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西欧（二战前）和美国（二战后），60年代后，欧共体的建立和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以及80年代末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澳大利亚的传统的市场受到严重限制，只得力求融入亚太经济圈。二战前，澳大利亚出口的70%以上输往英国等欧洲国家，二战后初期，澳大利亚同欧洲贸易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很大比重。1949年，澳大利亚进口的50.5%来自英国，出口的42.2输往英国。1958-1962年间，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占澳同期国外投资的50%以上。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后，接受其统一的农业政策，限制进口澳农产品，“对输入集团外国家的农产品征收高额农产品差价税，税额相当于以前农产品关税的3倍”[40]（P204），使澳大利亚农产品进入英国市场时因关税高而失去竞争优势。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极大地冲击了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二战后，美国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美国实行的出口补贴和进口关税，至少使澳大利亚每年增加7.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说：“由于欧洲共同体所采取的补贴政策，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我国农业经济和资源经济饱受商品价格暴跌之苦。唯一的挽救之道，是重组我国经济，使其多样化、国际化。而重点应放在参与本地区（指亚太地区，作者注）飞速的经济发展，并从中受益。”[41]（P42）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澳大利亚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其在经济上要融入亚太。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亚太的崛起和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注定了澳大利亚的未来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将和亚太的繁荣交织在一起。
（三）地理政治观念增强
地理政治以往我国多翻译为地缘政治，实际在严谨的文献中，地理
政治学Geopolitics,与二战前德国的地缘政治学Geoplitik,是加以明确区别的。[42]（P1）地理政治学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都在一定的特定地理环境中进行，国家的地理位置制约着甚至决定着国家的政治行为。英国地理政治学家H•J•麦金德论述道：“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43]（P4）
第二次世界大战唤醒了澳大利亚的地理政治观念，澳大利亚的地理政治观念突出地表现为澳大利亚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重视亚太地区。由于二战中曾面对日本入侵的威胁，二战后，澳大利亚开始关注亚洲，在军事和外交上警惕并“遏止”可能来自亚洲的军事威胁。澳的“前沿防卫”战略就是地理政治观念的产物。“前沿防卫”的思想是：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四面环海，在安全防卫上立足于防守漫长的海岸线不切实际，因而，必须向前防卫，把东南亚作为自己的“前沿”，实行向前防卫战略。基于这一战略思想加上冷战的国际背景，澳大利亚跟随美国先后参加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并与社会主义新中国长期对抗。80年代澳大利亚积极参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澳认为柬埔寨问题不解决，将导致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冲突，而混乱的东南亚则必将影响澳大利亚的安全。澳大利亚属于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但澳的人口相对稀少，仅为1925万，因此，澳大利亚的绝对国民生产总值并不大。例如，1997年，澳大利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4700澳元（当时汇率为1澳元相当于0.75~0.80美元），但总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446亿澳元。[44]（P5）1995年，澳大利亚的军队总人数为5万人，军费开支为71亿美元，不但远远低于亚太地区的日本（308亿美元），也低于韩国（118亿美元）和我国的台湾省（109亿美元）。[45]（P93）澳大利亚国土广袤，四面环海，依靠澳大利亚自身的力量，无法确保自身的安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澳大利亚在安全上依赖英国，二战之后，澳大利亚指望美国。而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现役军人由冷战前的200万裁减至140万，关闭495个军事基地中的97个。美国还实施从亚洲的收缩的战略，从菲律宾撤军，削减在东亚的驻军。与此同时，亚太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更有能力增加军费，扩充军备。1985年——1994年的10年期间，亚洲地区的军费开支增长了23%，导致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46]（P45） 面对这种形势，1994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明白宣示：仅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不能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的，亚太地区的安全将越来越靠该地区国家自己负责。澳大利亚适时转变了战略思想，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对话、合作。1992年，澳大利亚改变了以往以印度尼西亚为假想敌的军事战略，主动与印度尼西亚举行军事联合演习。1995年12月，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旨在加强两国关系的《安全保卫协定》，成功地将最近的敌人转化成了安全合作的对象。1996年1月，澳大利亚与新加坡签订了《新伙伴》防卫协定。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地区的安全对话，积极支持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先后提出通过地区武器登记制度、预防外交、军事演习通报、建立地区减少危机中心等措施。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罗伯特•雷在议会的发言精辟地说明了澳大利亚这一转变的原因：“正像通过将我们的经济与亚洲结合起来从而加强了自身繁荣一样，我们也要通过与亚洲更紧密的战略合作来加强我们的安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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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亚洲移民大量涌入
澳大利亚是个年轻的移民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掀起了又一轮移民浪潮。战后大量的移民涌入导致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和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澳大利亚从单民族、单一文化的国家转变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白澳政策”废除后，大量涌入的亚洲移民对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形成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二战发现，本国人口太少，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将无足够可供投入的人员；澳大利亚国土广大，四面环海，没有与任何国家接壤而形成缓冲带，没有足够的人口，无法充分开发国土也无法保护国土；澳大利亚30年代出生率下降导致即将进入劳动的年轻人人数不够。1945年8月，刚卸任的总理佛郎西斯•福特首次阐述了澳大利亚战后移民政策的概要：“澳大利亚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仅有730万人口。在战后的岁月里，出生率的锐减表明在今后30年内澳大利亚人口的下降趋势……在尽一切可能提高出生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切实地认识到科学移民政策的重要性。”[48]（P140）接任的总理J•奇夫利上任后，立即新设了联邦移民部。移民部首任部长卡尔韦尔在议会明确阐释了澳大利亚战后移民政策的意图：“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安全有保障，就必须用自然增殖和计划移民的方法使我们的人口大量增加……希望将总人口每年递增2%，其中1%为自然增长，另外1%则依靠移民。”[49]（P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