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形成(2)
2013-08-20 01:08
导读：流行于20世纪的英美新批评派，是形式主义更激进的表现，新批评把本文看作与作者的意图、读者反应和社会环境无关的纯粹形式，试图将批评的眼光仅仅
流行于20世纪的英美新批评派，是形式主义更激进的表现，新批评把本文看作与作者的意图、读者反应和社会环境无关的纯粹形式，试图将批评的眼光仅仅局限于孤立的文本，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学是一个完整的、自足运转的语言系统，作为“言语”的个别文学作品在这个“语言系统”中得以生成、运动和解释，而“本文化”，结构主义以静止、孤立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系统和本文，认为本文就是由简单的语言形式因素构成。而解构主义则认为“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彻底斩断了文本与社会的联系，强调文本间关系比文本自身更重要，热衷于从文本的裂隙和踪迹中寻绎压抑语型和差异解释。
形式主义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挑战，传统历史主义过于强调文学的外部规律，过于注重文学与社会环境、政治的关系，把历史当成文学文本的反映对象和背景，往往结合外在因素来阐释文学文本，忽视了文本自身具有的
美学价值，历史主义自身的程序化，其历史决定论、目的论和实证论使文学研究也走向了僵化，丧失了活力，变得气息奄奄。形式主义就是要回到文学的“内部研究”，将文本作为研究的中心，克服历史主义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但是，形式主义过于强调对文学的形式的研究，甚至完全割裂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政治的联系，于是也走向了极端、片面，形式主义者仅仅进行狭义的语义分析和作品内结构解读，使文学研究除了在某些细节上有所发展以外，整体研究方面出现了视界狭小，研究方法琐屑，成果十分有限的情况。
新历史主义对形式主义批评进行了清算，他们将形式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关注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利话语的关系，试图恢复在文学研究中被形式主义批评所放逐的历史之维。“历史主义的危机是欧洲人丧失精神本原和价值关怀后非历史和反历史的必然结果。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颠覆历史意识、历史叙事，否定目的论、因果律、阶段说和理性启蒙，解构主体、意义、元话语的历史。这一历史标明，元哲学命题、历史知识的合法性成了问题并遭遇到危机。在‘非历史化游戏’的边缘地带，新历史主义参破了解构主义矫枉过正而抹杀历史的做法，于是借用西方
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张扬历史化、意识形态化，以破除文本中心论和语义操作论，纠正文学的偏激化，挽救正在消隐的主体和历史。”[19]（P203）新历史主义绝不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彻底的回归，它对历史的理解已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它是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的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已经受到了后现代社会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新历史主义又毕竟是一种“历史主义”，不能不与以往的历史哲学、方法、文学批评观念发生联系，它旨在打通历史语境和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把历史语境和文学文本、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都分别视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因而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后现代主义非历史化极端化倾向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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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理论特征
（一）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在后现代社会文化氛围中兴起的“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更多的被当成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切入作品的角度或方式，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宗旨或有系统的理论，它的实践者很少谈理论，甚至还表现出某种“反理论”倾向。但是新历史主义毕竟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各种理论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产物，因而有必要理清一下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来源，才能真正认清新历史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有利于我们理解新历史主义对文学和历史二者关系的论述。
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是后现代社会文化各种理论的一种拼贴，理论来源非常庞杂，是个“大杂烩”，传统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构成了塑造新历史主义的两极，处于其间的各种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形成过程，其中有美国的文化解释学、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法国的新历史学派、新解释学、新马克思主义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有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符号及话语叙述的理论，有读者反应批评关于“意义误读”的学说和后现代主义边缘化策略等。具体说来，新历史主义主要有这样几种重要的理论来源：1.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2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3解构主义文无定论的思想（即认为文本是一系列永远互相碰撞的符号，强调“互文性”或“文本互涉”）4克利弗•吉尔兹(Cliff Geertz)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例如强调“厚重描写”）。当然，对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贡献最大的还是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以及解构主义的文本的不确定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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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是法国思想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他的学说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向传统历史观发起了挑战。福柯试图探索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或习俗之间的关系，即所谓“话语”（discourse）。他的这种话语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社会机制上找出致使某种特定意义形成的规律，即指出致使形成某种知识形态的规律；也就是要考察我们今天所谓的“知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而产生这些“知识”的社会条件又是什么。他认为话语是权力与知识的交汇之处，话语实践体现着权力关系。基于此，他通过话语研究考察“知识”的产生条件和产生过程，并缘此拆除了迄今为止对于西方文明传统的一整套“历史叙述”，他将“断裂”和“差异”两个极具颠覆性的概念打入传统历史观念，断定历史是一种对于千差万别的话语活动的呈现。人们所获得的某种统一性、连续性的历史叙述或历史“知识”，实际上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话语规则选择、排斥并将差异和裂隙抹平以后的结果，必须洞穿历史的这种深层本质才能看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与权力和利害紧密相关的“非客观性”。“‘断层’和‘差异’这些概念一旦嵌入历史，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就不复存在了。‘历史’不再被当作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仅仅是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从‘历史’到‘历史修撰’，一个关键的变化就是‘历史’的‘文本性’被突出，原先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被众多小写的、复数的‘历史’取代了，放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历史既是文本，它也就应该受制于文本阐释的所有规则。这种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其影响虽然首先表现在历史学领域，但它很快就从文化思想史蔓延到了文学史和一般的文学批评中。所谓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背景下萌生崛起的。”[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