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形成(3)
2013-08-20 01:08
导读：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直接影响着新历史主义者历史观的形成，当新历史主义者将历史当成一种话语叙述或文本时，历史叙述本身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任何
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直接影响着新历史主义者历史观的形成，当新历史主义者将历史当成一种话语叙述或文本时，历史叙述本身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任何语言构成物的虚构性，从而和历史代表客观真实，文学代表虚构的传统观念区别开来，历史作为话语实践和文学文本一样具有虚构性，不再只是历史高于文学，文学必须向历史靠拢，而是将历史和文学等量齐观，历史也要向文学靠拢，最终走向新历史主义的文史相通、文史互济，“文史合一”。
有不少新历史主义者强调自己是对形式论的解构主义的反拨，似乎新历史主义和形式论的解构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实际上，处在后现代社会中的新历史主义已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些新历史主义者所声称的新历史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泾渭分明，“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的批判，不断把自身推向边界，最后也就超出了为自己所划定的囚牢。这个囚牢的边界有两道，一是本文与意义之间的阻隔，二是本文与其外部现实或历史的篱障。这样，在70年代后期之后结构主义那里，在德里达已经随着‘飘动的能指’滑向了自己最后的边界——向现实的实践滑去，特别是福柯更突破了“共时态”的禁锢，通过《性史》、《知识考古学》明显地向‘历史’的考察倾斜。”[21]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可见一般。
（二）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特征
如前所述，新历史主义是各种理论思潮的“拼贴”，新历史主义不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对各种理论学说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来源显得十分庞杂，同时也使它具有一种开阔的视野，而这对突破形式主义狭隘的研究视野是非常有效的。“新历史主义批评不循规蹈矩，大胆跨越历史学、人类学、
艺术学、
政治学、文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界线，因此也有人泛称其为‘跨学科研究’”[22]（P18）这种“跨学科研究”使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能够吸收各种理论的长处，“这就最终导致了新历史主义的语言观和历史观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型，阐释学的文本开放性，后结构主义的‘游戏’和‘非中心化’，福柯的话语与权力，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再生产等理论的综合或‘拼贴’，一个缺乏统一性支撑的理论碎片的‘拼贴’。”[23]当然，新历史主义者也认识到对批评实践进行理论系统总结的重要性，并且在批评实践中加强了理论总结的力度，这使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形态逐渐完善起来。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新历史主义是开放的、多元的，它受到阐释——接受美学的影响反对将文本的意义封闭在客体对象之中，它认为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与读者动态交流的不确定过程中，文本的意义不是静止、孤立、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文本产生之后，它就不再受作者的控制，各个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阐释具有主体性，文本自身有“历史性”。由此，对文本意义的探寻，从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走向诸中心，由阐释的一元论和绝对主义走向多元论。新历史主义继承了解构主义反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否认任何内在结构和中心，认为文本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无任何终极的确定的意义。这样，新历史主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就使一些本来相互矛盾的理论得以共存。19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中的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并存，但是到了20世纪，形式主义则似乎统治了西方文坛，对各种形式主义来说，文本是独立的、自主的，是文学研究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这样作者就被排除在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新历史主义者重新关注主体、历史，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期自我的形成：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中完成了作家主体的定位，另一位新历史主义者蒙特鲁斯在其《文化的诗学与政治学》中指出：“文化诗学”的趣味和技巧既是历史主义的，又是形式主义的。这样，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就共存于新历史主义中，从而使得新历史主义具有一种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宗旨或有系统的理论，这使新历史主义具有“实践性”，新历史主义最初是一种阐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者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文本和历史事实以及其它文化文本进行并置阅读,往往能挖掘出新的历史内涵，他们最终是在实践中完善和充实了自己的理论，尽管这种理论仍然是不够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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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具有一种文化的政治学属性，使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新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化批评的特征，它在思想文化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指示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新历史主义还具有一种历史意识形态性，文学在文化中具有颠覆和抗争性作用，文化颠覆就是一种文化通过策略向主导意识形态挑战，进而去重写文化史。
三、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提出
（一）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理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了解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特征，明白了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对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及其“文史合一”观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理论是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形成的关键。
在其重要著作《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海登•怀特认为，“每一部历史文本都呈现为叙述话语的形式，它包括一定数量的“素材”和对这些素材作出解释的理论概念，它还必须具备表现这一切的一个叙述结构，也就是用语言把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贯穿起来，以形成与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的一个文字符号结构，叙述结构的作用则是让这些历史事实看起来象自然有序地发生在过去。”[24]但是除了这个叙述结构之外，怀特认为在这个历史文本的表层以下，还存在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他认为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在本质上是诗性的，并且具有一切语言构成物的特性，所谓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也就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这个因素，而说历史具有语言构成物的特性，也就是说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总而言之，历史在本质上具有想象性和虚构性，这一点和文学非常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