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形成(4)
2013-08-20 01:08
导读：我们认为，怀特的这一观点深受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因为在福柯看来，历史是一种文本，一种话语，作为一种话语写作的历史叙述，必须遵守
我们认为，怀特的这一观点深受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因为在福柯看来，历史是一种文本，一种话语，作为一种话语写作的历史叙述，必须遵守话语写作的规则，而话语写作的规则是如何制定的呢？福柯认为，这种规则绝对不是随意制定的，话语规则的制定被权力所左右，是权力关系各方面“协和”（negotiation）之后的产物，因而历史叙述实际上被权力暗中控制、操纵，体现着话语规则制定者的权力意志，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历史叙述所记述的“历史”，其“客观性”就必然会大打折扣，它只是一种体现了话语规则制定者主观意志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叙述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意识形态的旋涡，以前作为科学形态之一的历史所具有的真实性、客观性在此受到了怀疑，而作为语言构成物所具有的虚构性、想象性特征却被突现了出来。
在此基础上，怀特更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历史话语在进行自我解释时所采用的策略，即：形式论证、情节设置和意识形态意义。在每一种解释策略中，又有四种相对应的方法可供历史学家选择：供形式论证选择的是形式主义、有机主义、机械主义和语境论，供情节设置选择的是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等原型；供意识形态选择的是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怀特进而认为，历史话语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其实早在叙述前就已经先行选定了所需要的某一种或几种“先类型的情节结构”（pregeneric plot structure）,换言之，历史话语也离不开“情节设置”，与文学话语一样，历史话语所采用的其实无非也就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等这样一些叙述程序。
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话语转喻论》中，海登•怀特终于提出了将文学和历史等量齐观的重要观点，从而走向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史合一”的历史叙述论。首先，怀特指出历史话语之所以不同于科学的叙述，而更倾向于文学叙述，在于历史叙述的修辞化倾向，怀特从维柯那里借用了四个关键词：隐喻、换喻、提喻、讽喻，以说明历史叙述向文学叙述转化的特征；其次，怀特彻底拆除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樊篱，将文学和历史等量齐观，合二为一，他认为：“历史作为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大同小异。因为‘事实’不等于‘真实’，而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历史话语中的‘真实’依存于那个观念构造物。”[25]（P122-123）这样，海登•怀特就由此认为历史叙述与文学创作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因为历史叙述的客体虽然是过去的事件，但是历史学家在叙述过去的事件的过程中，总是要在事件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使其纳入一种前因后果的框架之中，这样，事件就不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了各种联系，因而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就成了贯串在一起的故事，也就是说，历史叙述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通过这种情节编织，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在历史文本中，历史事件只是整个故事的一种因素。在历史叙述中，“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
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26]（P22）既然历史叙述和文学创作都是在编织故事，那么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想象性、虚构性和情感性的因素在历史叙述中也都会出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从而使历史和文学走向同一。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代表“真实”，而文学代表“虚构”，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到了新历史主义这里，文学和历史的传统樊篱已经被彻底打破了。我们来探究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理论，确实可以发现其中的合理因素，文学和历史确实具有极大的交融性、互渗性、相似性，不然我们何以理解不同的史家治同一时期的历史会呈现相当程度的相异性呢？这是由于史家的主观因素指导下编织历史事件的方式也不同的缘故。据此，我们可以说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封闭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到底将生活在真实中还是将生活在虚构之中呢？
（二）蒙特洛斯对新历史主义的界定：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美国学者詹姆逊曾指出：“依照阿尔都塞‘不在场的缘由’的说法也好，拉康的‘真相’的说法也好，历史都不是一个文本（text），因为从根本上说，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不过，我们又可以附带一句，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或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先文本化的形式，我们才能接触历史。”[27]（P70）在这里，詹姆逊一方面承认“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都只能是具体的、文本化的历史，而不是过去了的事实，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回到过去，现代人对过去了的历史不可能亲历亲为。既然非叙述性的历史已不可能得到，新历史主义就将历史等同于文本，或者说历史只存在于文本之中，在这里，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后结构主义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这使它有别于传统历史主义，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新历史主义毕竟又是一种历史主义，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任何文本都具有历史性，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文学文本也不例外，新历史主义也因此而区别于后结构主义。在此基础上，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蒙特洛斯对新历史主义提出了一种颇为对称的界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我们有必要通过对这一界说的分析来认识新历史主义的“文史合一”观是如何形成的。
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任何文本都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的产物，因此阐释者应该探索“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28]（P6）同时，任何一种对文本的解读活动，都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历史性，都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发生。文本拥有时间意义和时间内容，它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从而使自身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未完成的存在，因而文本的不断被重写和重构是一种必须和必然，也就是说，文本的产生及对文本的解读都是一种历史活动，具有历史性，各个时代都有可能对同一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