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现实主义新诗评论与研究(1)(2)
2015-09-05 01:17
导读：1938年，田间、柯仲平等人受马雅可夫斯基的“罗斯塔之窗”的启发而在延安发起了街头诗运动、墙头诗运动，随后，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也风行开
1938年，田间、柯仲平等人受马雅可夫斯基的“罗斯塔之窗”的启发而在延安发起了街头诗运动、墙头诗运动，随后，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也风行开来。其实，“左联”成立后，瞿秋白就提出过“街头文学运动”，丁玲也提倡过“墙头小说”，还有人提倡过“街头剧”⑧。它们都是在抗战的时代要求下提出的。随着抗战的发展，像朗诵诗运动一样，与此唇齿相依的街头诗运动也得到了深入发展。当时，围绕高岗的《街头诗小汇》，在华东地区的报刊上，引发过一场关于街头诗的论争。比如，正方认为街头诗具有良好的社会作用；而反方认为街头诗仅仅是些标语口号，并且认为对街头诗的大力提倡会导致“一些人们走上偷工减料的路子”⑨。这种看法未免绝对化了些。还是胡风明智。他虽然反对“左倾”机械论，但他并不一味地反对标语口号入诗。他说，“例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喊声，只要是被丰满的情绪所拥抱的意志突击底爆发，不用说是可以而且应该在诗里出现的”⑩。
其实，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在“左联”成立前后就激烈地展开过。比如，一开始，鲁迅、茅盾就不满意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把文学当作“纯宣传”的武器及其百谈不厌的自我陶醉的主题，因为他们不真正明白“新文学的读者是谁”；虽然，鲁迅后来也通过“自我教育”，渐渐改变了先前对革命文学的偏见，与他们达成了和解；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就放弃了对文学内在价值的维护。又如，在“左联”7年发生的5次论争中，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也都是围绕着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的。左联几乎是一味地强调（尽管没有强制推行，李欧梵称之为“软”姿态(11)）文学的组织性和“党性”原则。但在今天看来，似乎当年“自由人”、“第三种人”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认识更科学些，因为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文学的政治目的性，但他们反对为了追求文学的政治目的性而牺牲文学的真实性。实质上，所有这些论争都是在争论政治目的和文学真实孰重孰轻的问题。不过，在提倡朗诵诗和街头诗的人看来，大敌当前，诗歌的政治目的，诗歌大众化成为抗战诗歌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所以，他们都把这类诗歌当作一项政治任务、中心工作来做。在朗诵诗和街头诗之后加上“运动”，足见其政治性、群众性之强劲。延安时期的艾青，也倾向于诗歌的“运动”。他站在维护街头诗“运动”意义的立场上，写作了一篇重要的带有再宣言和再动员性质的诗论《开展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整篇文章由19段诗话组成，每一段诗话宛如一句标语口号；而这种诗话文体本身就像标语口号那样富有鼓动力量。同30年代太阳社成员那样，首先，艾青再次重申诗歌是“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大众的教育工具”，“新的社会的每个成员的日常需要”；接着，提出“把政治和诗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团结抗战建国，保卫边疆，军民合作，交公粮，选举，救济贫民……以及‘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鬼’，整顿三风，劳动英雄×××，模范工人赵占魁……等。使人们在诗里能清楚地感到大众生活的脉搏”；同时，批评了以往“那些绅士、教授、诗人们”诗歌里的颓废主义、神秘主义和色情主义，要让诗从旧的桎梏里解脱出来，“要改变诗的生产方法——把诗从小手工业的形式中突破出来”，“让诗站在街头”，“面向大众”，“发动更多的人为它而努力。这运动包括任何新的形式、新标语、明信片诗、用新诗题字、用新诗写门联”；总之，“与其‘纤弱’毋宁‘粗糙’”(12)。实质上，40年代的朗诵诗和街头诗主要特色就是这种因其激进而带来的“粗糙”。对此，主张它们的人，恰恰是为这种“粗糙”而自豪而欢呼，并认为这是其生命力强盛的重要表征；而批评它们的人，指责的正是它们这种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粗糙”，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艺术，更谈不上艺术生命力。只强调朗诵诗和街头诗的“力”，而忽视乃至鄙视它们的“美”，显然是偏至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