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现实主义新诗评论与研究(1)(4)
2015-09-05 01:17
导读：如果上文所提到的几种现代诗学论争中的“激进的现实主义”还有不少学理性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话，那么《新诗潮》社在1948年中下旬对“
如果上文所提到的几种现代诗学论争中的“激进的现实主义”还有不少学理性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话，那么《新诗潮》社在1948年中下旬对“九叶派”的攻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激进的现实主义”就只有恶毒帮派的乌烟瘴气！他们痛骂《中国新诗》派与北平“沈从文集团”的联系是“从南到北的才子才女的大会串”(23)；在对“九叶派”诗人进行政治上的攻击的同时，还对“九叶派”诗歌进行任意歪曲，乃至斥为反动文艺。
二
尽管在现代中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人们将西方现实主义曲解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总是“浪漫”地对待西方现实主义诗人；但是，我在这里所讲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指的却是反浪漫主义的艺术原则。40年代，在“激进的现实主义”的喧嚣声里，一批现实主义诗论家，仍然耐着寂寞，从各自的诗歌理想出发，潜心于对新诗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规律的探求，对推进40年代新诗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深化，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历史作用。他们就是朱光潜、朱自清、李广田、钟敬文等。
不像“激进的现实主义”直接从正面急切地谈论新诗大众化，“传统的现实主义”是从侧面深入而沉稳地进入此领域，在许多方面大异其趣。比如，诗论家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现实主义”诗论家大多是五四文学先驱、大学教授、人文主义学者，而不是革命家、政治家、左翼诗人。又如，他们力避单一地看待新诗与现实、新诗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对“身份学”、“立场学”、“时代论”等阶级观点保持高度警觉，更多地从新诗本体论出发去看待新诗大众化等命题；既看重普及又重视提高，这就防止了把新诗大众化引向“粗鄙化”的可能。再如，这些新诗理论批评呈现客观的、质朴的风格，不像“激进的现实主义”诗论大多呈现主观性、随笔化的形态，因此，他们更具有理论力量。而且，它们的成果通常是以学术专著的面目出现，可见它们的学理性、体系性和逻辑性很强；他们重视历史依据、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从新诗大众化的角度看，他们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了务实的探寻。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一、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音乐性、抒情性联系起来考察。这以朱光潜为代表。他的《诗论》主要从社会学、
哲学、艺术史、文艺
心理学、音韵学等方面来建构他的诗歌美学体系。他谈到了诗的起源、谐隐、境界、表现、节奏、声韵，诗与散文、诗与画等一系列诗学命题。诗歌的音乐性问题是其主要论题之一。他认为诗歌、音乐、
舞蹈本是混合的，韵和顿对新诗很重要。这就比那些纯粹从朗诵的角度去谈朗诵诗的言论更深入，更有说服力，也更富启迪作用。与诗歌音乐性密切相关的是诗歌的本质性问题。他说：“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24)当时不少抗战诗类似政治标语口号，一味发展新诗的叙事功能，而严重匮乏诗歌抒情这一本质性特征。所以，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音乐性、抒情性结合起来研究，不但取到了纠正时弊的效用，而且使新诗大众化深入到新诗本体论层次。总之，朱光潜的《诗论》对于新诗的文体和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二、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现代化联系起来研究。这以朱自清为代表。他的《新诗杂话》就是讲“新诗的现代化”(25)。他考察了新诗从五四到30年代发展的路向，得出了新诗从说理向抒情发展的结论。其实，到了抗战，叙事性已经成为新诗主要的美学追求。他认为新诗要向外国诗歌形式学习，新诗不必取法歌谣，但“不妨取法于歌谣”。这种谨慎地对待新诗向民间诗歌学习的态度，可以看出朱自清在新诗民族形式建设问题上开放而又犹豫的心态。也就是说，朱自清没有因为新诗的现代化而去否弃新诗的大众化。这与袁可嘉用“新诗的
戏剧化”来框定“新诗的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完全不同。袁可嘉是想通过“现实、象征、玄想”去实现新诗的现代化。它与40年代新诗大众化诉求是没有多大联系的。同时，朱自清还从内容上肯定了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和现代诗派为扩大诗的感觉天地所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朱自清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研究新诗现代化的。朱自清没有把新诗大众化局限在一个很狭隘的区间，而是把新诗放在现代性的平台上去考量新诗的普及与提高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