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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现实主义新诗评论与研究(1)

2015-09-05 01:17 【内容提要】新诗大众化诉求是抗战时期新诗理论批评的时代最强音。“激进型”、“传统型”和“综合型”的现实主义诗论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这种要求。“激进的现实主义”诗论主要围绕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新诗的民族形式、现代政治讽刺诗和“九叶派”等问题展开过论争，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旧错误和新偏向”。实质上，它们都着眼于新诗大众化以及如何更好地为现实斗争与救亡图存服务。“传统的现实主义”诗论则潜心于对新诗现实主义精神及其艺术规律的探讨。而综合性的“体验的现实主义”诗论强调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之间相生相克。它们共同推进了40年代现实主义诗论的发展和深化。 4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依然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双峰并峙，且有互渗现象。不像30年代只是纯诗派单方面地对现实主义进行有限的开放；40年代中后期“七月诗派”诗论与“九叶诗派”诗论双向渗透、交互影响。因此，综合是4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特征。当然，它也出现过偏至，如40年代“激进”形态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诗论。这一切均表明40年代现实主义内部的丰富复杂。正因为如此，为了梳理出它们内在的理路和外在的交锋，我把40年代的现实主义诗论划分为“激进的现实主义”诗论、“传统的现实主义”诗论和“体验的现实主义”诗论3种。【作者】杨四平
一
所谓“激进的现实主义”，是指40年代那种带有强烈“左倾”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成分的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它们是4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的主导力量，其诗歌信条可以归结为5点：1、新诗是以阶级为基础，并取决于阶级；2、新诗是宣传的武器，政治的“留声机”；3、新诗必须为大众而写，乃至为大众所写；4、新诗的语言必须简明易懂；5、诗歌批评必须以唯物主义为准绳进行阶级分析。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年纪稍长的萧三、黄药眠等和年纪稍小的任钧、劳辛、吕剑和林林等。他们几乎都是左联、“《新诗歌》派”或“新诗潮”社成员。他们围绕着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新诗的民族形式、现代政治讽刺诗、臧克家的《泥土的歌》、何其芳的《叹息三章》和《诗三首》、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九叶派”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论争，都着眼于新诗大众化以及如何更好地为现实斗争和救亡图存服务，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了种种“旧错误和新偏向”。
30年代末期，随着抗战的深入，炮弹几乎炸死了诗歌，但炸不死的是诗歌精神；质言之，诗人的个体抒情喑哑了，个体风格让位于共同风格，诗歌完全以战歌的面目唱响全国，新诗的大众化、民族化追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急迫。柯仲平等人在武汉、延安等地开展朗诵诗活动，使其在一定的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诗界对它的研讨也变得如火如荼，交点集中在朗诵诗必备的条件上。比如，常任侠的《论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①、锡金的《朗诵的诗和诗的朗诵》②和王冰洋的《朗诵诗论》③等。他们的认识是针对抗战以来的朗诵诗存在着内容抽象化、空洞化，语言书卷气、标语口号化等“朗诵诗性”不足的毛病，而对症下药地提出朗诵诗应具有“可朗诵性”等诸种意见。这其中真正富有学理性的诗论有3篇：沈从文的《谈朗诵诗》、朱自清的《论朗诵诗》和高兰的《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沈从文回顾了朗诵诗的现代发展史后指出，“新诗要在朗诵上成功，韵即或可以放弃，平仄即或可以不谈，至少作者必须弄明白语言文字的惯性”④。他强调朗诵诗应该具有自由美、散文美。朱自清认为，“要将诗一概朗诵化很难”⑤，有许多白话诗就不适宜朗诵；在新诗史上，朗诵诗只有独立而非独占的位置。高兰既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朗诵诗人，又是朗诵诗理论最权威的代表。他既研阅了中外朗诵诗理论，又根据自己创作和朗诵诗的实践，提炼出了关于朗诵诗的理论。因此，其说服力是显而易见的。高兰长篇大论地追述了诗朗诵渊远流长的传统以及在现代中国凋敝的原因。他认为，朗诵诗要在意义、内容和形式上，根据新时代的紧迫要求来改造自己，使之在语言、内容上口语化、通俗化，并一定要有韵律；只有这样才“用诗来号召人民大众、组织人民大众，使他们每个人都面向着这民族解放的战争，而贡献出他们所有的力量”⑥。倒是李广田的态度显得宽容一些。他认为，“朗诵诗是诗的一种，除朗诵诗外，还有非朗诵诗，朗诵诗不一定好，不能朗诵的诗也不一定全坏”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