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现实主义新诗评论与研究(1)(5)
2015-09-05 01:17
导读：三、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西方文学资源结合起来探讨。这以李广田为代表。像刘西渭诗论那样，李广田的诗论也属于印象主义式诗歌理论批评。他最有名
三、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西方文学资源结合起来探讨。这以李广田为代表。像刘西渭诗论那样，李广田的诗论也属于印象主义式诗歌理论批评。他最有名的诗论专著是1943年出版的《诗的艺术》。该书除序言外，只有5篇文章。在序言中，他声明自己的基本诗观——“我以为那最好的作品应当是内容与形式的一致”。这就是他所说的“诗的艺术”的精髓。第一篇文章《论新诗的内容与形式》，在承认新诗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突出了形式对新诗尤为重要。他所谓的新诗形式，指的是作品的技巧即章法、句法、声韵、格式、用字等。当然，这并非形式主义的纯技巧论。他主张的是那种“有意味的形式”。其实，他的提出也是对当时诗歌过分注重内容而轻视形式的一种反拨与校正。正是用这样的评价尺度，他充分肯定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在“格法与韵法”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他将冯至和德语诗人里尔克进行比较，充分肯定冯至的《十四行集》；他说，冯至的十四行诗“像一个水瓶，可以给那无形的水一个定形，像一面风旗，可以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而十四行体，也就是诗人给自己的‘思，想’所设的水瓶与风旗”(26)。李长之赞扬李广田的这本诗论集是上乘的、好的批评集，“文字因朴素、畅达而可读”(27)。
四、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人民性勾连在一起。这方面以钟敬文为代表。他将
民俗学研究与新诗研究结合起来。1942年出版的《诗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提出“情绪动
力学”这个诗学概念，认为它“是打开诗歌修辞的奥秘的一把钥匙”。他认为情绪性是诗歌的本质。在我看来，他主张的情绪性实质上就是诗歌的抒情性。而这种情绪性又要求具有真实性和时代性。在这一点上，钟敬文与朱光潜具有默契而相通的地方。钟敬文主张诗歌的任务在于传达真实或真理；同时，他批评了对待新诗形式的两种错误态度：冶容派和毁容派；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王贵与李香香》表达出的“人民意识”和“创立了一种诗歌的新型范”，当然，也指出其缺乏灵动性和主动性。(28)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新诗大众化的难度，其实，新诗大众化与新诗人民性具有天然的联系。如何恰当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又体现了新诗大众化的限度，这也是新诗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不管怎么说，钟敬文的新诗理论批评毕竟也为新诗民族形式建设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支持。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五、把新诗大众化与“苦吟”的态度贯穿起来。这以臧克家为代表。他更多地从自己创作经验出发而得出来创作心得。比如，1942年臧克家出版了《我的诗生活》(29)。他所主张的“坚忍主义”，具有“苦斗”、“苦死了也不抱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我们不妨称为“坚忍主义的现实主义”。早年，臧克家就提出过诗人要“以多少人的苦乐为苦乐”和农民式的“苦吟”(30)的写诗态度。40年代他又强调诗人要提高修养，因为“一个作品就是一个人格”(31)；最后落实到他所主张的真善美统一的诗歌美学原则上(32)。当时，不少大众化的抗战诗歌，对现实的书写相当的浮光掠影，缺少沉入到生活去的耐心和勇气。臧克家的“坚忍主义”克服了抗战时期诗歌创作领域到处弥漫的客观主义和公式主义。在这一点上，臧克家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不谋而合。此外，臧克家农民式“苦吟”的创作态度，表明了新诗大众化的难度。这说明新诗大众化并非轻而易举！
总之，朱光潜纯粹的诗歌美学批评、朱自清的新诗现代化走向批评、李广田的印象主义新诗理论批评、钟敬文将新诗研究和民俗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新诗理论批评、臧克家的“坚忍主义现实主义”新诗理论批评等这样一些“传统的现实主义”诗论，比较起“激进的现实主义”新诗理论批评来，更多地做到了从诗歌本体和诗歌美学方面来研究新诗，研究新诗的大众化、民族化与现代化，使得4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批评呈现出沉着、扎实和稳健的风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