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现实主义新诗评论与研究(1)(3)
2015-09-05 01:17
导读：至于在朗诵诗和街头诗的艺术形式上，有不少左翼诗人主张创作叙事诗，还有人主张写作方言诗（如沙鸥）。从全局来看，这些问题都是属于新诗民族形式
至于在朗诵诗和街头诗的艺术形式上，有不少左翼诗人主张创作叙事诗，还有人主张写作方言诗（如沙鸥）。从全局来看，这些问题都是属于新诗民族形式的理论建设范畴。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由此，围绕什么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论争。向林冰等人认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以此否定新文学的成就(13)。而与之相对的是葛一虹等人所坚持的观点：他们认为民族形式的源泉在五四新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那里(14)；他们的偏至在于没有看到新文学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的弊端。其实，新诗界早就探讨过这个问题。换言之，是新诗界开展的关于诗歌民族形式的论争，也是引发向林冰派和葛一虹派对此问题进行总体思考的诱因之一。而这是学术界长期所没有认识到的问题。比如，1939年底，萧三就发表了《论诗歌的民族形式》。他认为，新诗最大缺点就在于它的“欧化的，洋式的”新形式，而这不是中国的民族形式；因此，新诗的出路就在于要建设属于它自己的民族形式；由此，他提出了新诗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古典诗歌形式和民间形式中(15)。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向林冰派观点的先声。针对萧三否定新诗到新形式的观点，黄药眠和力扬先后发表文章予以回击，认为新诗的民族形式就是自由诗的形式(16)；“应该把‘五四’运动以来诗歌的收获，以及世界文学所给予我们的丰富遗产放在民族形式的源泉里面去”(17)。这也可以看成是葛一虹派观点的源头。随后，郭沫若、潘梓年、光未然、茅盾也加入到论争中来。他们几乎都站到了黄药眠、力扬和葛一虹等人一边，批评萧三、向林冰等人把民族形式理解成狭隘的民族主义。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回望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30年代末，围绕《华威先生》引发过一场关于暴露与讽刺的论争。持肯定态度的有茅盾的《暴露与讽刺》，沙介宁的《论文艺上的消毒与肃奸工作》，卢鸿基的《我谈暴露和讽刺》，吴组缃的《一味颂扬是不够的》和张天翼的《关于〈华威先生〉赴日——作者的意见》等。而持否定意见的有林林、冷枫等人，他们认为这是出家丑，是“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它容易被侵略者当作“反宣传的资料”，而且在抗战时代，“颂扬光明方面，较之暴露黑暗方面，向来得占主要地位”(18)。也许是肯定暴露和讽刺的舆论占了上风，加上国统区光明与黑暗交会的严重现实，为讽刺诗铺好的产床，提供了其萌生的空气、阳光和土壤；这一切鼓舞了现代讽刺诗人，在40年代中后期创作了大量的讽刺诗。它们有以臧克家的《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和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马凡陀山歌续集》等十几种现代讽刺诗集为代表，形成了一股现代讽刺诗热潮。特别是，针对《马凡陀的山歌》和《宝贝儿》，左翼理论界展开了一场现代讽刺诗美学的论争。吕剑、劳辛、徐迟、洪遒等几乎都是持肯定意见(19)，其中以劳辛的文章最有见地。他指出，当社会太黑暗时，讽刺诗“不能从正面去攻击”，要从“最脆弱的侧翼进军”；要“从一种表象的事件透入到事件的本质；而且在表现时，要注意讽刺与滑稽、幽默之间的美学分野”(20)。徐迟在肯定《马凡陀的山歌》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批评了它流露出来的自然主义倾向(21)。对此，我曾经做出过如下的申述：“‘山歌’发表后，冯乃超、默涵、李广田、洁泯、金大钧等人纷纷撰文予以评价，由此在国统区引发了一场诗学论争，默涵认为它代表了诗歌的正确方向——面向人民和人民结合的方向。金大钧认为：‘从袁水拍到马凡陀，窄小的嗓门宏亮起来，这总是可喜的’。在一片赞誉声中，以洁泯为代表对‘山歌’还是有微词的。他嗔怪袁水拍不该‘把‘风格’一股脑儿交给了民歌’。又，根据穆仁回忆：‘当时，‘七月派’一些诗人对《马凡陀山歌》有看法，认为它常套用‘小寡妇上坟’之类的民间曲调填词的作法，是迎合小市民趣味，是品位不高的诗歌创作倾向’。笔者以为，由‘山歌’引发的诗歌‘方向之争’与‘雅俗之争’，是‘山歌’影响之大的表现：具体到‘马凡陀山歌’自身而论，它不但不是马凡陀在诗创作上的滑坡，相反它却为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与现代讽刺诗的武出式品格的成型作出了巨大的正面贡献”(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