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交易中的代理人风险与中国的贷款利率市场(2)
2014-10-01 01:01
导读：二是宏观调控制度。 放松 利率管制和直接信贷控制，转向更为化的体制，能够实现更高的资金配置效率。一些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表明，如果政
二是宏观调控制度。
放松利率管制和直接信贷控制，转向更为化的体制，能够实现更高的资金配置效率。一些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表明，如果政府没有建立起适应利率市场化的宏观金融调控机制，可能出现信用规模过快增长和流动性过剩，其结果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大幅波动。由于预期通货膨胀不稳定，真实利率会攀升到极高的水平，反映出较高的资金风险，资金价格反映资金供求的功能会出现紊乱。更为重要的是，如同麦金农指出的那样，在宏观不稳定的情况下，不仅贷款企业可能出现风险，原本稳健经营的也会产生高风险经营的动机(麦金农1996)。
三是金融监管制度。研究表明，在利率市场化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下，脆弱和低效率的体系容易受到冲击和引发银行危机。比如，资本金严重不足的银行可能会产生高风险经营“博一把”的投机，政策性业务负担较重的银行也可能会借助政府的隐性担保高风险经营。因此，在实行市场化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之前，应当建立一个健全的银行体系和功能完善的审慎监管制度，以消除市场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方面的工作一般包括：完整的审慎性监管体系以及银行机构重组和退出的制度安排；改善银行资产组合和赢利性，实施必要的重组。
四是维护金融债权的法制环境。早期的研究发现，法制环境与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关系。一个高质量的体系能为者和债权人提供有效的保护，保证金融的履行，促使企业遵守准则和向投资者披露真实的信息，从而减少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法制基础对于利率机制的重要性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法制经济，资金偿还虽然可以依靠信誉、担保等方式，但最终都是以法律为保障的。在一个对债权保护不利的经济体，必然以高利率水平和高存贷利差为特征，以反映很高的资金风险，而高利率又进一步诱发逆向选择等其他资金投机行为，最终导致金融体系的过度膨胀或极度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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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变革与渐进式自由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希望取得良好绩效，利率市场化必须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将金融体系放弃政府的管制。从制度演进的一般规律看，推出一项市场安排或法律法规可以非常迅速，但交易主体熟悉市场环境，法律执行顺利需要长期的实践；发展一套以公开市场业务为核心的间接的货币控制机制，以及市场主体能够对价格变化作出合意的反映，都需要一段时期经验的积累；同时，迅速大规模的私有化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主体的理性经营和竞争性市场环境的形成，在此之前，必须对银行体系进行必要的财务重组并建立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以避免大规模变革中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严重的道德风险。不仅如此，这几方面因素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政府部门作为改革的推动者要有很高的平衡能力和改革，才能避免经济金融改革过程的失衡。
二、中国信贷市场的代理人风险及利率市场化进程
1．代理人高风险行为及贷款利率上限(1987-1993)。
1980年代以来，企业、银行名义上已经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主体，但受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影响，银行对国有企业仍无法形成严格的预算约束，国有股东也无法对银行形成硬的预算约束，即所谓“双重预算软约束”(施华强2004)。企业在预算软约束的激励下不断扩大投资规模，银行部门在国家信用担保支持下无节制地提供信贷资金，中央银行的角色则是实施信贷规模、利率管制等政策以维护这种利益格局。具体而言：
一是企业信贷资金需求的低利率弹性。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对国有企业经营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国有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健全，造成经理人员利益最大化目标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相背离。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造成国有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和费用最大化的行为特征(易纲2005)。国有企业在规模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产生过度信贷需求，进一步造成信贷资金的紧张和抬高贷款利率。这种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很低，企业往往只考虑信贷资金的可得性，而较少考虑利率水平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不仅如此，有的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仍可以获得所谓“安定团结贷款”，有的企业在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门的纵容下，恶意拖欠银行，这都使得利率对于信贷需求的约束作用被严重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