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兼与传统(5)
2017-09-27 05:06
导读：事实上，现代农贷的期限往往比章程的规定要短，与传统高利贷没有明显区别。据江苏省农民银行1929年6月以前对361户放款的统计，借贷期限以5～6个月最
事实上，现代农贷的期限往往比章程的规定要短，与传统高利贷没有明显区别。据江苏省农民银行1929年6月以前对361户放款的统计，借贷期限以5～6个月最多，有73户，占总户数的20%，总计1年以下者占总户数的96.4%（注：据《革命》第八十四辑第513～514页计算。）。浙江省各级农民银行的放款期限，也多在1年以内，如吴兴县农民借贷所1931年的贷款，都在1年以下（注：《吴兴县立农民借贷所一年来之报告》，《浙江省建设月刊》第5卷第10期，1932年4月。）。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的合作社放款，借贷期限也都在1年以下，且以五、六个月者居多（注：《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63～65页。）。又如江西裕民银行1935年的农业贷款，期限都在2～6个月以内（注：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377页。）。华洋义赈会对江西合作社的放款，据1933年6月的统计，期限都在1年以下，以10～12个月者最多，占77%（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498～499页。）。到抗战期间，与传统借贷一样，借贷期限也大大缩短。如中国农民银行老河口支行1942～1944年对湖北陨县的农贷，贷款期限一般2～6个月，最短仅3天（注：《仓库一般员生渎职》1944年，未刊原件，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九，卷号1092。）。显然，以上借贷主要是短期借贷，很难用于长期和中期建设。
现代借贷与传统高利贷的借贷期限之所以都比较短，恐怕主要是因为农村经济落后，农民太穷困，偿还能力低，短期借贷成为规避风险的一个有效手段。
至于贷款的清偿和收回，与传统高利贷一样（注：农民对于私人、商店借贷的还债情况，参见李金铮博士后报告《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第三章第三节。），绝大多数农民对于现代农贷的偿还是不遗余力的。参与中国银行芜湖地区农贷的钱孟邻说，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含山县合作社的“许多农民捧着款子找人还，可是没有人去收款。这一点说明农民是最有信用的，最诚实的”（注：《“敌寇犯桂后农村贷款的新方针”座谈会》，《中国农村》第6卷第4期，1940年1月。）。江苏省农民银行1934年上期的统计表明，放款合作社676个，已经到期的有390个，其中按期偿还者289社，占已到期合作社的81.3%（注：据江苏省农民银行总行《江苏省农民银行办理农业仓库及合作事业概况》第6～12页计算。）。1934年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16个合作社的放款，全部还清者89社，占总社数的76.7%，此“固足证明农村合作放款之稳固可靠”（注：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279～45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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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由于经济贫困所迫，不能如期偿还农贷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点与传统高利贷也比较相似。上述业绩不错的江苏省农民银行无锡分行主任顾某就感叹道，本行“许以所借之款，得分期或零星偿还。原冀农民以生产所入，撙节开支，拔还借款，以脱苦境。无如农民所生之产，尚不敷糊口之资……几不知还债为何事。以是无论合作社，无论个人，苟非投资于生产者，殆已寝馈于债务之中。”（注：傅兆文：《中国农村贷款事业之检讨》，《新农村》第15期，1934年。）丹阳分行对此也很有看法：“合作社借款能如期偿清者固甚众多，然到期不偿，或延期再延者也属不少。”1936年该行的合作社贷款表明，未能如期清偿者达75%。（注：丹阳分行：《丹阳合作事业与农民银行》，《农行月刊》第3卷第11期，1936年11月。）抗战后期，自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农贷收缩政策，不能如期偿还的现象更为严重。据1944年中国农民银行安徽屯溪支行的农贷报告，“农贷逾期者，为数日多”（注：《中国农民银行屯溪支行三十三年度安徽省皖南农贷报告》1945年，未刊原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九，卷号5493。）。江西省合作金库第一分库1943年6月的稽核报告也披露：“查本月催收成绩并不见佳，总库已颁布催收办法，负责督催之稽核员于下月初即出发各县，工作似应加以积极。”（注：《江西省合作金库第一分库稽核报告》1943年，未刊原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九，卷号5466。）由此可见催收工作之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