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兼与传统(6)
2017-09-27 05:06
导读：借贷利率 传统借贷利率一般都较高。据1934年的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六省，即以普通借贷利率而言，年利2分以上的借贷占借贷总数的87%（注：据《农情报告
借贷利率
传统借贷利率一般都较高。据1934年的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六省，即以普通借贷利率而言，年利2分以上的借贷占借贷总数的87%（注：据《农情报告》1934年11月第2年11期计算。），这些都属于高利贷利率（注：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年利在20%以上即为高利贷利率。（参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到抗日战争及国共决战时期，因通货膨胀，利率上升很快。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普通借贷月利率都达到6%以上（注：据《中农月刊》第5卷第1l期1944年11月计算。）。1947年，长江中下游六省普通借贷月利率增至14%左右（注：据《中华年鉴》1948年第1259页计算。）。
与此相比，现代农贷的借贷利率低得多。
先从章程规定来看。无论是农民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在1930年代，对合作社贷款一般都规定不超过月利1分（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13页。《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26页。《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31～532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594页。）。抗战期间，随着物价的上涨，利率增加，四联总处1942年规定承贷机构放款月利为9厘，1943年增至1.2分，1944年为2.5分，1945年为3.8分（注：《中华年鉴》1948年，第1172页。）。合作社转贷农民的利率，因其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其转贷社员的利率要高于银行放款利率。在1930年代，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规定，合作社转贷社员月利1.1分，转贷非社员月利1.2分（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32页。）。上海商业银行规定，合作社转放社员利率最高可至1.5分（注：昂觉民：《我国农村放款制度鸟瞰》（续），《经济月报》第1卷第7期，1934年。）。上述规定显然低于高利贷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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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贷的实际借贷利率如何呢？银行的实际贷款利率比上述条例规定的往往要高。如浙江衢县地方农民银行，据1929年9月～1931年12月共28个月各类放款的记录，最高月利率以1.4分最多，最低利率以1.2分最多（注：祖路焘：《三年来之衢县地方农民银行》，《浙江省建设月刊》第5卷第10期，1932年4月。）。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64个合作社放款的统计显示，月利都在1～1.2分之间（注：《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55页。）。上海商业银行农业部1934年上期合作放款，平均月利1.23分（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30页。）。尽管如此，它比高利贷利率仍然低得多。至于合作社转贷农民的实际利率，基本上与上述规定吻合。据1935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五省合作社转贷利率的调查次数统计，月利1～1.2分者最多，占总次数的47.3%，1分以下者占总次数的17.8%（注：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委会：《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1936年版，页(R)11～12。）。抗战后期，合作社利率明显上升。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的合作社利率分别为1.7%、1.5%、3.0%、2.4%（注：《中农月刊》第6卷第7期，表二，1945年7月。），到1947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合作社利率分别上升至5.2%、5.2%、7.8%、4.6%、5.1%、5.1%（注：《中华年鉴》1948年，第1259页。）。尽管如此，它明显低于同期高利贷利率。
正因为现代农贷的利率较低，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高利贷剥削。如20世纪30年代，安徽和县乌江镇，自30年代初上海商业银行在此进行合作贷款后，私人贷款利率已由原来的月利三分甚至四五分降至月利二分（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9页。）。江苏东台县也有类似情况，“大赉北乡境内，因金融周转不灵，故有‘期盘’、‘棉花盘’等重利放款。现因合作社可流通金融，区内放款之利率，已于无形中减低”（注：骆耕漠：《农民借贷所与银行业的典当化》，载陈翰笙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468页。）。40年代也是如此，如中国农民银行屯溪支行1944年在安徽皖南地区发放农贷后，月利二、三角的“高利贷之风，得以稍杀”（注：《中国农民银行屯溪支行三十三年度安徽省皖南农贷报告》1945年，未刊原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九，卷号5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