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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国有金融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3)

2017-11-08 03:34 ^⑥，外部条件并未引入，国有金融并未理性退出，让位于民间金融。可见，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一函数对国有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各种理性形式冲突与协调尤其是因果循环累计特征缺乏关注。
　如果接受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收益最大化这一前提，国家的制度选择集合包含三种可选制度：（1）垄断程度高而相对效率低的产权安排以获取最大化直接收益；（2）国家采取降低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竞争的制度安排，扩大税基间接地获取收益；（3）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把二者结合起来，高度垄断部分要害经济部门，以直接收益带动间接收益，间接收益通过税收与国有金融渠道再成为直接收益的来源，从而达到政府收益最大化。第一种是短期内实现政府收益最大化的制度选择，但却是一种典型分利性的制度安排；第二种制度安排能够保证长期的政府收益最大化，从市场中获取共容利益成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动力。第三种制度选择兼具生利性与分利性，在经济资源、技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不高，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政府强调对货币金融等要害部门的控制，也许是一定时期政府收益最大化的最佳制度选择。目前中国就是此种性质的金融制度安排。不过，如果国家追求的是长短期全局效用最大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将在后两种制度安排之间寻求稳妥过渡，或者政府在第三种制度选择框架下进一步优化，靠近国家理性。这一推断的重要意义在于，追求全局最大化的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变量由原来的一元扩展为多元，效用函数的结构带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二）扩展后的中央政府控制国有金融的效用函数
　　扩展后的中央政府控制国有金融的效用函数设计思路是：首先基于中央政府理性行为假设，把其追求国家理性的三个内生偏好变量界定出来，具体包括金融稳定变量Ｓ、国有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变量e、宏观调控有效性下的适度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水平变量g。其次，界定中央政府集团理性下重要的内生偏好变量，即中央政府在追求国家理性的过程中自身利益的满足，具体体现为控制金融的货币性净收益B(即中央政府控制金融的货币性受益R_m与货币性成本C_m之差)。最后，界定中央政府上述两种理性形式实现的外生约束变量F，一是政府体系以及附属机构的组织理性、集团理性下的外生变量，表现为预期的地方政府和下层金融组织的效用最大化追求方式变量f₁，f₂；二是多元金融产权形式和来自外来竞争因素变量p；三是在既定的制度存量、垂直的权力支配体系下，政治银行家的个人理性的表现形式（权力、声誉、货币化收益中来自金融腐败的收益等）变量f₃。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至此，设计的中央政府控制国有金融效用函数为：
　　
　　这样,这一中央政府控制国有金属效用函数改写为:
　　
　　以下对这一效用函数中的一些关键变量及其相互关系进一步讨论：
　　1． 金融稳定而带来的社会稳定变量。中国金融风险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国有金融制度存量变革的重要约束条件。近年来，不良贷款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中国银监会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不良贷款的总值达到2050亿美元，占银行总资产13%。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却吸纳了大量的个人存款，目前居民储蓄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⑦，这一“反常”现象恰恰表明国有金融制度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银行的国有性质使储蓄者对中央政府怀有强烈的信托意识，只要存在这种虚拟的信用关系，金融风险就可能被长期化、社会化。另一方面，正是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迫使中央政府只能在体制内逐渐化解，一旦受到外来竞争压力的过猛冲击，出现大量体制内储蓄分流、金融资本外逃的情况，潜在的金融风险就可能通过储户挤兑的渠道外化于社会，这是风险最小化的中央政府不愿看到的。因此，该变量不仅成为中央政府控制金融效用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且其发展态势对中国国有金融制度未来改革路径选择有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