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中国金融中心的未来格局

金融中心可以发挥资本的积聚和辐射功能，以资本运作为手段来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动投资繁荣、产业扩张和交易的积聚，从而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和财政收入。最终提升整体经济实力。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也是各地争相建设金融中心的主要动因。

近年来，一有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就会引起业界界震动。有人认为，上海已经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了，为什么其他城市还要建？关于北京金融中心，学者夏业良撰文认为：作为首都，北京不应当总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心态和独特的决策影响力争取各种优势地位和稀缺资源。北京的城市功能过于宽泛和庞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它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历史古都的独特地位和比较优势。

对此，学者李扬指出：“认为有了A就不能有B，这是错误的。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点，每个城市都应该努力去发现这些特点，并根据他们产生城市定位。” 李扬认为，中国的几个城市各有比较优势，都有发展成不同特点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认为只有一个城市可以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思想是“惟我独尊”。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实力强大的归家至少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中后期科技的进步大大推动了金融中心多层次、多元化的趋势，一个国家拥有几个层次不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对促进本国、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如：美国除了纽约这个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外，还有芝加哥、旧金山等区域性国际级融中心；英国除了伦敦是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外，曼彻斯特也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日本的东京是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而大阪、名古屋则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从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上看，许多金融中心是在经济、贸易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自然形成的，然而，也有不少金融中心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从自身特点出发，抓住某些机遇，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大力推动而形成的。如：苏黎世、阿莫斯特丹、巴拿马、巴林、开曼群岛、新加坡等。对中国而言，新加坡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

而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必然带来资金分布的不平衡，需要国家、地区或经济中心城市进行有组织的融通和调剂，这就在客观上为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无法离开政府的鼓励和直接推动，在WTO的框架下，中国金融正全面放开，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政府可以动用各种政策工具，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和推动，从市场和体制两方面提供条件，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金融中心的形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名列全球第三，而且潜力巨大、前景喜人。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东中西三大板块经济发展呈现梯级分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资本分布和流向的不平衡，需要政府进行有组织的融通和调剂，这在客观上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南向北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平稳、健康增长的三大发动机。目前正在展开竞争的深圳、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是三大经济圈的龙头和核心，，这些城市建设各具优势、业务协调、功能互补的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的。

有学者对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格局提出了具体设想———北京依托已经形成的环渤海经济圈优势，在目前作为全国的金融管理和调控中心的基础上，首先要巩固全国金融中心地位，然后逐步发展成为太平洋西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上海依托长江三角洲强大的经济能量，在已形成全国金融中心的基础上，首先努力发展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然后再向国际级金融中心努力；香港凭借已形成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依托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可以向全球性金融中心迈进。

“我希望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之间能放平心态，相互合作而不是排斥，今后金融中心的发展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北京和香港的这种合作模式，如果可以，将迎来中国金融中心的大发展。”学者李扬的话，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