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改革逻辑(1)(2)
2015-10-13 01:14
导读：假如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背景观察，事情便不难理解。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逐步采取了“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要点有二：一是推行重产业优
假如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背景观察，事情便不难理解。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逐步采取了“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要点有二：一是推行重产业优先发展战略，一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对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题目有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一旦推行了这一模式，产业（尤其是重产业）和城市就被摆上了优先的位置。国家不仅要把最重要的资源（资金、人力、技术、装备等）投向产业和城市，而且要向产业和城市，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职工提供当时条件下最为充分的保障和福利。
进一步的题目是，为什么当时提供这些保障和福利时要采取“企业办社会”而不是“政府办社会”的方式？直观地看，后一种可能并非不存在，但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对此，一种较有力的解释是，在政府直接治理企业的体制下，“理性有限”使政府没有能力往这样做。直接、全面地参与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本来就已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并且成为政府机构膨胀的主要原因。只要政府选择了直接“管生产”，就不能不把“办社会”的职能推给企业，而不论政府自身想不想、愿不愿往“办社会”。所以可以这样说，国有企业作为“社区单位”，是在推行旧的体制和战略的过程中由国家“制造”出来的。
二、企业资产性质与“存量分解”
1. 非生产性资产：明确的和隐含的
既然国有企业是承担了大量非生产性职能的“社区单位”，企业资产中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非生产性的。不过，这些资产的“非生产性”有的是明确的，有的则不大明确，或者说是隐含的。
明确的一个部分是企业资产分类中的“非生产性资产”，其中包括住房、 医院 、学校、商店及其他为职工服务的福利设施。而隐含的部分轻易被人们忽视和误解，它们主要是指具有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那部分资产。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采取现收现支的办法，对企业冗员，通过人浮于事，吃大锅饭的方式避免其失业。这种运作机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保障用度实际上来源于职工以往创造的收进积累这样一个事实。比较一下市场经济中的通常作法，这一点会显示得很清楚。在 现代 市场经济中，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用度主要由各种社会保障机构的保险金积累提供，而保险金积累则主要由劳动者本人和雇主（实际上是劳动者个人交纳的特殊形式）的平时交纳所形成。传统国有企业与此区别在于运作机制不同，而不在于是否存在保险金积累。抛开运作机制的差异，在国有企业的资产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与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项支出相对应的保险金积累部分。这个部分在实物形态上是生产性的，而在价值形态上则具有某种非生产性质。这样，从价值形态上看，企业总资产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C＝F（P，B，H，E，N）
式中C为企业总资产，P为生产经营性资产，B为养老保险金积累，H为医疗保险金积累，E为失业保险金积累，N为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占有关方面的粗略统计，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一般占企业总资产的15－20％；离退休职工占职工总数20％左右，冗员占职工总数的30％左右，仅用于这两部分人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给冗员发工资在性质上即是发失业保险金）占了职工工资总额的50％以上，与这部分收进相对应的具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资产，约占企业总资产的20％。与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相加，从价值形态上看的具有“非生产性”的资产将占到企业总资产的35－40％。假如再考虑到医疗保险金积累及其它有关项目，这个比重可能还要更高一些。
2. 企业转轨与企业资产“存量分解”
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角度看，所谓国有企业体制转轨，就是要把原先承担多种职能的“社区单位”，转变为主要从事生产经营、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这就要求把企业原先承担的大量“非生产性”职能分解开来，转移到社会上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资产存量也要进行相应分解。企业职能和资产存量分解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不难理解的。没有作为物质基础的资产存量分解，企业职能的分解和转换显然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