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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改革逻辑(1)

2015-10-13 01:14 中国 国有 企业 改革大体上与 农村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同时起步的。十几年来，“搞活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一直是反复夸大的改革主题。但是从结果看，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展最为缓慢。对此，人们可以有很多理由提出批评或抱怨。然而， 经济 学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提出“要改革”的 题目 ，而且应对为什么“改不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可能“改得动”的题目作出解释。从一定意义上说，后一方面的题目更为深刻，因而更具有挑战性。实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努力”与“结果”的不对称现象本身具有很高的 分析 价值，这种分析不仅对真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可缺少，而且将有助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方式有更为切合实际的了解。

一、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

1. “放权让利”后的两个困难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最初从“放权让利”开始，主要是基于旧体制下企业作为政府的行政“附属物”而缺少活力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尽管“放权让利”并不顺利，经过多年努力后，企业自主权还是不同程度地扩大了。但是，伴随着这一变化，出现了两方面的突出题目。

一个题目是在经营者方面缺少来自所有者的约束。企业扩权以后，“拼设备”、“多分少留”、不注重技术改造和长期 发展 的短期化行为相当普遍，缺乏谨慎态度的投资扩张行为有增无减，通过种种方式（贿赂，有意低估国有资产，挥霍性消费等）“吃”国有资产的行为，在有些地方达到了令人震动的地步。这样，便出现了一种可被称为“放权悖论”的现象：不放权经营者缺乏积极性，放了权经营者又缺少约束。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目前 尚不存在一种放权以后能对经营者产生有效约束的产权制度。

另一个题目是经营者已有的部分权利由于某些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实施，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企业办 社会 的限制。例如，给了经营者“辞退职工权”，在职工的医疗、养老、住房等依靠于企业的情况下，职工与企业间的联系难以切断，职工实际上是“辞而不退”的。又如，给了企业“自留资金，自我发展”的权利，由于企业办社会负担过重，占用了很大一块资金，有的企业的自留资金甚至难以抵补医药费开支，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企业办社会所造成的高本钱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地位，以及通过竞争获取发展的能力。总之，只给企业“自主权”，并不能保证企业真正“自主”。

从形式上看，以上两个题目是互不相干的。第一个题目导出的结论是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第二个题目导出的结论是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要提出的题目是：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

2. “企业”与“社区单位”

为了回答上面这个题目，需要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作更深进地观察。80年代中期，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曾有过“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几乎不存在企业”的说法（小宫隆太郎，1986）。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随着改革的深进，人们逐步倾向于接受这个判定。由于，企业应当是追求盈利的组织，应当以生产经营活动为中心，应当自主地作出决策－－这些企业都必须有的特征，传统体制下泄的国有企业却没有。因此，它们不能算是“企业”。那么，如果说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企业”，它们究竟是什么？如果要给中国国有企业性质一个“说法”，那么，它就是兼有生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管理多种职能的“社会单位”?

3. 国家“制造”的“社区单位”

在欧洲中世纪的庄园经济中，曾经出现过经济、 政治 、宗教、军事一体化的社区（罗森堡，小伯泽尔，1989）。中国的传统 自然 经济社会中，也有过类似的组织。它们的形成，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生产和社会分工基本局限于社区范围的经济状态为基础的。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则是以机器大 产业 为基础成为“社区单位”的，这一点自然就令人费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