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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改革：解决我国国有企业诸多困难的关键(3)

2017-04-06 01:07

二、我国国有长期存在政企不分或难分的深层原因

　　国有企业的传统产权制度不改革，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强加给国有企业的各种政策性负担也就有了一个充足的依据。由于你这个企业本身就是属于我国家所有，而作为产权主体或所有者，国家甚至可以将国有资产处置掉或消灭掉，更何况我国家现在要求你企业做的只不过是承担一些（政策性）负担，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确实是无可指责的，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活动是其行使所有者权力的表现，这样一来，政企分"的改革目标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要真正彻底地解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实现政企分开的既定目标，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传统产权制度进行调整或改革。

　　众所周知，自1992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进制度创新阶段以来，企业制度便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然而客观地说，到为止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各地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没能真正而彻底地理顺，或政企没有彻底分开，国有企业仍被各级政府束缚着手脚，难以成为市场下的真正的利益主体，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程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牵制。政企分开行动维艰的客观现实无疑警示我们应该转换思路，考虑一下另外一个题目，这就是：产权属于国家所有的国有企业到底能否真正实现企业与政府的分开？

　　为了回答国有企业到底能否实现企业与政府的分开这一题目，我们可以首先从政府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谈起。众所周知，政府并不是非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与代理者，它在非国有企业眼前的身份是非常简单的，这即：对非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只是政权的政府或政权的代表，她对非国有企业只能行使权力。具体来说，政府只能依照有关规定，从非国有企业外部治理、协调、监视其经济运行，而不能参与非国有企业内部，对实在施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例如，只要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不违反国家政策，那么，政府就不得干预非国企的投资决策；政府不能直接任命并考核非国有企业负责人；政府不得干预非国有企业内部分配等等。换言之，政府对非国企可以采取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破产我不管，你违法我制裁（你）的态度。

　　但是，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政府在国有企业眼前是双重身份，即既是政权的政府又是产权的政府（或国有资产的代理者。更有一种观点以为，在我国，政府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国有企业的实质是政府企业）。这样，作为政权的拥有者，政府只能依照法律规定从国有企业外部对其进行治理与监视（这和政府治理非国有企业并无本质区别）；然而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者（或所有者），政府就必然要对国有企业进行一定的控制或干预，间接地、特殊情况下则必须直接地参与国有企业的内部，参与其内部经营治理，如直接选择、考核、罢免企业负责人；参与制定（或直接制定）企业的有关投资决策和利益分配方案等等。可以以为，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非常正常的，是负责任的表现；反之，假如政府不管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或政府对国有企业负责人也不行使选择与监视的权力，那才是极不正常的现象，那样的话，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还有什么区别？另外，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一些国家（如英法等国）的法律制度也明确规定，国有企业负责人是由企业的所有者――国家或政府――直接任命的，企业负责人也只对任命他的上级领导负责，而不对市场负责。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自然也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侧重于社会效益最大化方面。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者（或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在国有企业眼前根本不存在能不能干预这一题目，而只存在如何干预的题目。假如我们坚持把政府不干预国有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或者说必须在国有企业内部实现政企分开，那么，恐怕只能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实现：第一，将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给非国有经济主体往经营，政府只收取承包或租赁用度，而不直接参与承包企业的内部经营治理活动；第二，政府对国有企业撒手不管。或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或对国有企业睁一眼闭一眼，任凭国有企业为其内部人所控制；第三，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进手，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其他实现形式，将国有企业改造成非国有的其他类型的公有制企业或民有企业，进而使政府在（竞争性的）国有企业眼前不再拥有（或只拥有部分）代理权甚至所有权。显而易见，上述第二种途径是首先应该被排除的；至于第一种途径，由于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证实，承包制、租赁制并不是解决我国国有企业题目的最佳形式，因此我们也可以不考虑这一途径。这样，我们便只能将希看寄托在第三种途径上，即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进而达到政企分开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