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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一

2017-04-30 01:01 （二）预防性正式制度与“生存逻辑”
预防性正式制度对受损工人的利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补偿，使多数工人的基本生活因此得到保障，它对行动者的服从或退出行为赐与正面的激励，使工人的行动遵循“生存逻辑”，即只要工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集体行动基本上不是工人首要的行动选择。　　工人基本生活的保障是通过多层次的预防性正式制度建构实现的。从对经济生活的保障程度看，最高层次的是最低工资制度；其次是“内退”和“协保”等政策，属于地方政府或企业根据自身经济实力与条件对剥离的大龄工人采取的变通办法；第三个层次是再就业工程、再就业服务中心对面临下岗的工人生活进行补偿，这一制度安排使离岗工人在被推向社会以前的紧张或不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第四个层次是失业保险制度，对于那些不能及时就业的工人，这一制度安排能使其基本生活得以维持。最后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上述制度都无法覆盖到的人群，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使其基本生存能够维持。在上述制度实施过程中，交叉配合的是通过工会、党委、行政而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对生活困难职工的尽可能帮助，尽力给地位受损工人营造一种诸如“无情下岗、有情操纵”的氛围，以赢取工人的理解。对工人来说，一旦在这种多层面的预防性正式制度下获得了生存保障，采取集体行动在道义上便难以立足。　　调查发现，正是这些预防性正式制度对一些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预防了有组织的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发生。大量的被调查者提到了生存保障基本保证以后工人对集体行动的回避。　　（三）非正式制度与地位受损压力的缓解　　非正式制度是社会上言明或者不言明，并遵循非正式监控机制（如社会赞同或不赞同）的规则，这些规则以不成文的价值、理念、习俗、习惯、责任、义务体现出来，它们成为诸如家庭（家族）、朋友、邻里之间以及组织成员之间互动的重要准则，并对互动各方的行动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非正式制度对工人行动选择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它对工人地位受损压力的缓解。　　首先，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制度变革具有时序性或渐进性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工人地位变动及他们对这种变动体会的时序性特点，工人地位受损压力因这种渐进性变革而得到缓解。　　其次，正式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非正式运作化解或缓和了工人地位受损的压力，起到了预防有组织集体行动发生的作用。从个案访谈看，首先，以说理、同情、安慰为主的非正式谈话，被企业广泛采用以缓解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张力。其次，答应和容忍工人的牢骚、不满情绪。第三，对个别意见大、困难重而又反复找企业的，给予人情化处理，尽量解决题目，以表示企业对工人的仁至义尽。第四，面子、人情被经常用作解决工人困难题目的工具。第五，以社会“弱者”的女性往处理地位受损工人的利益诉求。　　再次，工人对制度变革的行动回应经常以家庭利益作为行动选择的出发点，在碰到困难或不幸时寻求并获得家庭（家族）的支持，进步了个人及其家庭抵御工作、生活中不确定性的能力，家庭成为个人的退居之地。工人的行动选择也受到家庭责任（如子女期看及责任）等因素的影响，如对子女未来成就的期看增加了个人及其家庭未来生活改善的信心，使工人个体的紧张与压力得到某种缓冲，减少了诉诸集体行动的行为选择。在这个角度上，家庭是工人不得不退出时避难的港湾，是社会的减振器。 　　（四）差异性资源与市场适应　　形塑工人行动选择的物质环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一是由短缺型经济向相对过剩型经济的转变，二是因劳动力供给矛盾日益突出而强化的需求约束型劳动力市场，三是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新成长机会的主要供给者。以就业机会的提供而言，在1978年城镇新就业的544万人中，72.1%的就业者的机会由国有单位提供，到199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9.9%，从1995年开始，非公有制单位提供的就业机会首次超过了国有单位，在当年城镇新增的72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有单位提供260万个，占36.1%，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提供170万个，占23.6%，各类非公有制单位提供290万个，占40.3%，到1997年，非公有制单位提供的新就业机会已经超过了50%.固然机会总体有效供给的不足，以及劳动力市场上体力、操纵技能型劳动力的严重过剩，使失往工作以及由此失往劳动报酬的威胁成为普通工人面临的一种现实境遇，但新的市场机会的成长也为部分工人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空间和资源。　　1.市场相容性资源与市场适应　　当然市场机会的出现与发展实际上只是向工人提供了一种能否退出的条件，而对行动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退出，即有能力退出。这种能力即为市场能力，它取决于工人所拥有并能够利用的资源状况。工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退出到市场与他所拥有的资源是否为市场所需及所需的程度相关，假如工人所拥有及可以利用的资源是市场所需要的，即拥有市场相容性资源，则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替换性选择，在行动取向上是对市场的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能够减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我们从对工人的个案访谈中看到，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拥有市场相容性资源多的工人，市场能力就强，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对于这样的工人是一种强替换性选择，这种选择的存在使华尔德所讲的工人对组织的高度依靠消失，甚至使依靠发生扭转，成为企业对个人的依靠。工人拥有的市场相容性资源少，则市场能力就弱，市场机会对于这样的工人是一种弱替换性选择，他们通过市场机会获取的收益也只是全部生活所需的有益补充。　　2.市场排斥性资源与企业依靠　　华尔德在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国有企业进行研究后指出，工人对企业的依靠程度取决于其需求从企业中得到满足的比例有多大和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替换资源。由于工人在企业之外没有替换性资源，因此工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高度依靠企业。那么，当改革以来随着机会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具有市场化行为的主体所提供的机会已占多数，社会替换性选择广泛存在时，工人对于国有企业的依靠是否就因此消失了，其行动选择的约束是否全然退往？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的调查表明，他们的态度与行为都表现出对企业的高度依靠，新呈现的机会基本与他们无缘。李汉林和李路路在对中国单位组织的研究中，也指出了部分工人对单位组织（企业）依靠性依旧的状况。这种对企业的依靠与工人所拥有的资源性质有关。首先，依靠缘自工人不具有市场所需要的特殊技能。其次，依靠缘自工人偏大的年龄结构，特别是处于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年龄段。第三，依靠缘自工人其他资源的欠缺，如权力、社会关系等资源。第四，依靠还缘自机会供给主体用工行为上的“农民工偏好”。对于无特殊技能、知识、经验而仅依仗体力或简单劳动谋生的工人，用工主体的“农民工偏好”限制了其从事市场机会结构中低层次工作的选择，他们只有以服从和依靠作为代价，来换取企业的资源、利益或机会。因此，工人对于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地位受损要想得通，“工人想不通也得想得通”，由于大多数普通工人是治理者眼中所谓没有能耐的，就指着企业这碗饭的人，也就应该好好工作和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