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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现象”的两个案例及其分析

2017-06-25 01:01 今年（2002年）暑假，笔者挂职于浙江省桐庐县的某镇，主管企业培训和公务员培训工作，为了把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在当地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走访了大量的企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企业规模一般在5000万左右。本文以两个企业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探讨浙江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案例1、在当地政府官员的带领下，笔者来到了浙江省红发铸造有限公司（为了避免法律纠纷，本文两个企业的名字都是化名，请予以理解！）。这是一家以铸造门阀毛胚为主的企业，以前主要集中于铸铁，现在由于竞争的压力也开始向铸铜方向发展，并与几个朋友合作，拓展业务。但是很多年以来企业规模一直在5000万的产值上下徘徊。随着一条小公路，首先印进笔者眼帘的是耸立在右边的一幢金碧辉煌的小别墅。然后才是褴褛不堪但依然声音哄哄响的厂房，笔者发觉有政府官员的场合，企业家都总是捡好的话说，于是笔者以一个什么理由支走了政府官员，单独与企业家面谈。这才发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有三个：1、我国宪法已经对私人生活资料给予了明确的法律保障，但是对私人的生产资料却没有做出严格的规定，因此企业家对自家的私有财产和企业的生产资料并不是做出严格的界定。很显然，企业家假定，国家从企业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公有财产比从私人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一旦企业家以为自家的私人生产资料有可能被转变为“公有财产”时，就首先将生产资料转变为自己的生活资料，甚至挥霍浪费掉，以便减少风险。2、尽管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社群尤其是政府的“红眼病”依然没有消除，所以，“萧条破败”的工厂作为一种显性依据可以减少“纳税”和减少各种摊派。尽管我们的税法对企业纳税有很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有很多的变通。因此企业的表面“破败”带来了节约纳税的“收进”。但是他们往往没有考虑到由于企业的“破败”现象降低了企业的谈判资格，减少了企业的“无形资产”等。3、由于现在官员任命和业绩考评的改变（至少浙江是这样），政府已经将所在属地的企业状况作为升迁依据，因此政府官员也就很有积极性帮助企业发展。但是帮助对象的确定往往是依据表面的繁荣或萧条，帮助手段的选择也往往是一般的政府补贴或地价优惠等措施。这样企业家一边将企业生产资料转换为自家的私人消费资源，又同时期看获得新的政府“免费”资源。当然，在笔者与他长谈的四个小时的时间里，笔者也试图从他的家庭生活中找到“5000万现象”的根源。对于这家企业来说，企业家也并没有把“企业”与“家”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对待，也并不了解企业有自身的发展逻辑。所以他一直是把“家”当作“企业”经营，把“企业”当作“家”来经营。在他眼里，左边的口袋与右边的口袋没有什么区别，他对企业的看法与对子女的看法相似，似乎做企业赚钱与给孩子买东西是一回事。在今年浙江省百江暑期培训会议上，笔者告诉该企业家，这就是他们企业“5000万现象”的根源。 案例2、浙江省源恒洁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位居浙江省临海市专门制造马桶盖的企业，并主要远销加拿大和美国。在笔者与企业进行为期3天的了解中，知道了很多该企业长期处于“5000万现象”的原由（本企业连续5年都是5000万的销售额，当然由于其产品供不应求，所以产值与销售额是等价的）。首先，该企业由于长期在乡下经营，因此该企业的主要高级主管几乎都是本地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农民（笔者无意说农民就不能做大企业，但是关键在于怎么做的题目，也没有其他与本文主题无关的意思）。后来企业老板意识到这个题目，就搬迁到***市，但是治理职员素质跟不上的题目依然没有解决。因此该企业家事事务必躬亲。因此他的手机在夜半黎明总是响个不停（参见笔者的论文“关掉手机抓治理”，《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03年第5期[总第163期]p34-p35），而且几乎都是一线工人或一线主管打来的。也就是说他的中层治理职员与高层治理职员没有发挥传递信息、过滤信息和治理控制的作用。这样这个企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就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的个人能力了，所以笔者以为这是造成他企业的“5000万现象”的根源之一。第二，由于历史原因，该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把握在企业家的老婆手里，因此关于企业的重大决策完全由她一人做出。而女人具有自然的风险规避性格，因此该企业往往失往重要的发展契机。例如今年在企业收到一笔美国300万美圆的定单时，由于每只利润只有1元钱而公司内部激烈争论，就“接”与“不接”展开讨论，但是终极老板娘一票否决了。当公司邀请笔者就此事发表意见时，我说，是否“接单”主要取决于企业对自己的定位。由于现在公司处于满负荷且产品供不应求，同时企业也不可能总是采用加班加点的生产方式，所以一旦接此定单，就意味着企业会有一个大的奔腾，不管从企业规模还是企业治理角度，对企业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但同时，假如企业治理跟不上企业规模的拓展，不但此“单”完不成，也影响其它定单的交货。可是，很多年来企业总是在5000万规模上徘徊，这已经标志着企业的规模到了饱和生产状态。该笔300美圆的定单也许是促进企业从小到大奔腾“5000万现象”的动力和机会。当然，具体怎么接，怎么发展，尤其是怎么通过收购吞并扩大规模走出“5000万现象”的阴影，需要认真评估企业的治理能力和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于是笔者提出小型企业也要有发展战略，但是又不同于普通的发展战略，而是突破一般的波特的竞争战略的企业战略（“谁说小企业没有战略治理？！”）。所以，决策权的配置和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影响“5000万现象”的另一重要因素。事实上，假如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笔者以为应该接此定单，尽管利润不高，但是企业规模的扩大，势必加大治理能力的提升要求和优秀人才的需求，给企业“换血”以一个好的契机。另外，企业规模的扩大、实力的增强也自然带来了企业无形资产的增加和谈判能力的增强，这样不管是面对上游的企业还是面对下游企业，不管是面对政府机构还是面对中介组织，企业参与各方的博弈能力会大幅度进步。 第三，内部治理和信任机制非常缺乏。笔者在往该公司之前就被告之企业内部部分之间的协调是企业最困难的事情。笔者在先容有些公司通过工作轮换培养企业治理者和加强部分的协调时，企业治理职员们都有强烈的爱好。然而企业家本人和老板娘却不以为然，并以为假如他们换了工作，原来的工作没有办法立即开展；其二是当每一个人都熟悉了各类业务后，会再开一家公司与自己竞争。所以内部治理和信任机制也是“5000万现象”的重要因素。笔者针对第一个担忧，提出可以让每一个部分的副经理互换，或者着重培养年轻人。或者经理与副经理交叉轮换等等。笔者针对第二条担忧却是来自于外部的法制环境和中国本身信誉文化。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法制环境是一个极真个法制不健全、有法也不依、执法更不严、违法也不纠的局面。因此，企业运用法制的本钱异常高昂，实际上企业把本该由国家提供的法制的本钱内在化了，即企业自身不得不做一些防范，包括技术上、职员安排上、组织结构的设计上等，从而使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长期存在。总之，这两个案例都说明，由于企业外部环境恶劣、内部治理欠缺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规模在“5000万”上下徘徊就呈现出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但是，笔者相信，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59岁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产权”理论的讨论和“产权”结构的变更一样，浙江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也将必然引发“治理”思想的革命和“治理”模式的演进，并进而带来中国“政治”哲学的革命和“政治”构架的重整。也就是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政治态度从“补充学说”到“组成部分学说”只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量的改变，并没有产生深刻的质的政治哲学革命。笔者以为，假如各界掀起一场“5000万现象”的热烈讨论，我坚信一定促成中国政治学界、法律学界、经济学界和治理学界的思考，并有可能对法律基础、政治基础进行深进的分析，终极重新构造中国的政治框架（笔者在“浙江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究竟给中国带来什么革命？”一文中有重要先容，本文正待发表[本文正文13000字]）。在此，笔者特别希看引起更多的优秀的学者留意，并进进该领域展开丰富的研究。
作于2002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