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集体理性下的企业治理结构研究(2)
2017-08-11 01:42
导读：从逻辑上分析，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一种方法是打破预算平衡，使剩余分配规则满足弱约束，通过实行“团体惩罚”或“团体激励”来消除团
从逻辑上分析，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一种方法是打破预算平衡，使剩余分配规则满足弱约束，通过实行“团体惩罚”或“团体激励”来消除团队内的偷懒、欺骗等搭便车行为，从而既实现纳什均衡，又实现帕累托最优。第二种方法是保持预算平衡，但需要在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中选择其一。就笔者看来，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模式就是对帕累托效率（集体理性）的公然放弃，只单方面考虑了股东的利益，要求公司完全为股东服务，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股东作为剩余索取者，其利润最大化是其“个人理性”的体现，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则是“集体理性”的体现。按照“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我们可以推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股东的利润最大化与公司的价值最大化是相互矛盾的，一味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则会以公司价值的损失为代价。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司之间恶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的浪潮。由于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可以高价将股票出售给收购者，他们往往同意恶意收购者的计划，但通常恶意收购者实现收购后都会重组公司高层治理职员，改变公司经营方针，并解雇大量工人，这显然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是相违反的。假如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则公司治理层就有义务支持这种恶意收购行为，此时股东的短期获利行为只能以企业的价值损失为代价。
上述两种解决方法决定了公司治理模式，即应追求集体理性，实行由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参与公司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这样易于消除团队内的偷懒、欺骗等搭便车行为，另外，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考虑企业的决策是等价于企业利益最大化决策的。
三、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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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来说，凡是能影响企业活动或被企业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是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雇员、供给商、消费者、政府部分、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等，都可以纳进此范畴。从狭义上来说，凡是在企业中投进了专用性资产的人或团体就是利益相关者。在这里，我们就是对狭义上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公司治理进行安排设计。
由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其核心就是通过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同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同时又依靠相互监视的机制来制衡各种产权主体的行为；通过适当的投票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来稳定合作的基础，并达到各产权主体行为同一于企业适应能力进步这一共同目标之上。
共同治理模式包括两个并行的机制：董事会和监事会。
建立工人董事制度是完善董事会中的共同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工人董事制度与各国的制度环境有关系。大陆法系一直夸大公司活动是劳资双方的一种伙伴关系，故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建立了劳工代表参与董事会决策的制度。英美法系不要求工人代表直接参加董事会，但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形成一个精心设计的集体谈判机制来解决劳资纠纷，工人的参与是同工会活动和政府的规定（如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等）结合在一起的。总之，工人参与多层次的决策在各国都是相当普遍的。我国让职工进进企业决策层有法律依据，另外英美法系的企业外工会与集体谈判制在我国缺乏必要的法律运作基础，所以我们主张大陆法系所倡导的职工董事制度。
建立银行董事制度，通过表决权代理制或信托制绕开我国“两业分离”的法律障碍，充分发挥银行的信息上风和人力资源上风，同时实现对小股东和银行的权益保护。表决权信托制度是指股东在一定期限内，以不可撤回的方式，将表决权让与其所指定的表决权受托人，以谋求表决权同一使用的信托制度。表决权代理制度是指股东委托其代理人行使表决权的制度，这种代理关系是一次性的，可撤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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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董事会的构成中，除股东派出董事、职工选举职工董事、银行董事外，还可以增设外部董事。外部董事通常由富有治理经验的专家、专业人士、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教授、社会贤达人士等担任。外部董事参与董事会工作可以弥补其他董事专业知识不足、局限于本位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等缺陷，有利于利用外部的人力资源，以较低的代价进步董事会的治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