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3)
2017-08-14 05:35
导读：二、“专用性”不是分享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 “专用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可能是近十几年来契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
二、“专用性”不是分享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
“专用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可能是近十几年来契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所谓“专用性”特指专门为支持某一特定的团队生产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并且一旦形成，再改作他用，其价值将大跌;或者说，专用性资产的价值在事后严重依靠于团队的存在和其他团队成员的行为。因此“机会主义行为”就和“专用性”密切相关，“专用性”也就成为解释很多制度安排的核心概念。大量的文献在没有认真区分剩余收进和组织租金的同时，又进一步将剩余索取权和专用性投资、特别是非人力专用性投资联系在一起，试图以此把当事人分享组织租金和专用性投资相联系。在这方面，当前最有力的解释可能是一种源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产权学的观点，即“专用性投资者为防止被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侵害的风险，因此应该拥有控制权”并且“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匹配”，所以“那些重要的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应该拥有剩余索取权(或组织租金)和控制权”。
的确，出于对福利最大化或最优制度设计的考虑，上述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实证的角度，上述观点却值得商榷。首先，对于那些向特定团队投进了专用性资产的“下赌注者”来说，由于资产缺乏活动性，面临着事后被套牢的风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团队经营失败的风险，因此在事前必然要求获得包括足够的风险佣金在内的保存收进，由于这是“下赌注者”的参与约束或个人理性约束(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条件。但是“下赌注者”对这个保存收进的索取权并不是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尤其不是那种包含着组织租金的剩余索取权，固然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实现形式[4]。其次，很多文献在不由自主中扩大了那种与“专用性”相关的“控制权”的权力范围。我们必须清楚，那种由“专用性”推出的“控制权”是指“下赌注者”(或委托人)对其他团队成员(或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实行监视控制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专用性投资的“准租金”被剥削(Ｋｌｅｉｎ，ｅｔａｌ。1978)。不可否认，控制权肯定会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并且某一方的控制权越大，其他团队成员(特别是企业经营治理者)按其意志自由行动的空间就越小，团队或企业的行为也就越是实施控制权一方意志的反映。但是控制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超级权力，而是一种状态依存的权力，有其特定的实施范围和条件，即“下赌注者”获得控制权不仅以防止“准租金”被剥削为目的，而且也以此为限。因此，那种由“专用性”推导出的控制权并不是而且也不能用来帮助当事人获得组织租金，或者说，保证当事人分享组织租金的那种“控制权”并不是来自于那种与“专用性”相关的控制权。可见，在“专用性”投资者防范风险的逻辑下，我们只能推导出当事人对控制权和风险佣金的权利，而且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替换关系(杨其静，2000)。一般来说，专用性越强，可剥削准租金越大的“下赌注者”参与企业组织所要求获得控制权和风险佣金就越大，即参与约束条件就越严格。当然，那些获得剩余索取权的“下赌注者”还会因承担了剩余收进的不确定性风险而获得更大份额的风险佣金和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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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学者试图把专用性投资和谈判力直接联系在一起，用博弈论的来组织租金的分割和企业制度。青木昌彦(Ａｏｋｉ，1980，1984)就是较早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人。他以日本企业制度为背景，提出企业的组织租金来自于工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联合生产，工人可以凭借专用性人力资本与资本家谈判，获取组织租金的一部分，并且引进“胆量”(ｂｏｌｄｎｅｓｓ)[5]来反映当事人的“谈判力”(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水平，采用“纳什谈判”方法建立起一系列正式模型。随后，Ｄｏｗ(1993)又借用若宾斯坦因讨价方法(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建立了一个正式模型来证实为什么“资本主义企业”(ＫＭＦ)比“劳动者治理型企业”(ＬＭＦ)更具生命力，并且十分深刻地熟悉到一个制度的活力并不在于它能在理论上产生多大的组织租金，而在于它能否为那些最关键的资源提供最具吸引力的分配制度，哪怕它们并不符合正统的福利经济学标准[6]。但是非常遗憾，这些模型关键的解释变量都只是一些反应当事人风险偏好的变量，如“胆量”或“时间贴现因子”，这些变量并不包含反映“专用性”的成分，或者说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