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送别诗的审美内涵(2)

      二、生命忧患意识浓厚

      魏晋六朝时期，的动乱、瘟疫的流行、自然灾霍的频仍，使得生命显得异常的脆弱，人或旬月而死，或多壮而亡;或亡于病逝，或卒于战祸;或今日一起游宴，再日竟为鬼录;甚或数年之间，亲故便多亡逝。“死者相袭，五垄相望”，“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J人肠”(曹操，《篙里行》)的现状连豪气万丈横架赋诗的英雄曹操也忍不住磋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生命的死亡展示得如此修烈。谁能把握生命?又有谁能留住生命?生命的迅速消迹催人觉醒，魏晋时人正是在如此惨烈的死亡面前开始觉醒，开始透悟到人生如朝露的生命内涵。“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激动人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演了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和感情”(王瑶，《中古论集·文人与》)，更何况又是在离别的感伤之际，这种对生命的忧患意识表现得会更加强烈。“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自顾非金石，咄咄令人悲”，“人生处一世，取若朝露稀”，“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曹植，《赠白马王彪》)。兄长的速然离世震撼着诗人的心灵，人非金石，又怎能不死，人生的变故是那样的突然，谁也无法阻拦，生命不仅必然死亡，而且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其二)，这又怎能不让人为生命焦虑、心悲呢?

      三、离情与玄理的和谐之美

      自魏晋以来，在思想领域玄学兴起，西晋时更是盛极一时，清谈玄理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社会风气。降及东晋，玄风仍盛而不衰，加之佛学流行，玄佛合流，整个文坛也为玄风所笼罩，“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然寡欲。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以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诗品序》)。受这种创作风气的影响，诗人们也把自己的玄学素养在送别诗中展现出来，如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陆阳侯作诗》:“晨风飘岐路，零雨被秋草。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极，咄u}安可保。莫大于荡子，彭腆犹为夭。吉凶如纠绳，忧喜相纷绕。天地为我炉，万物一何小。达人垂大观，诫此苦不早。乖离即长臀，惆怅盈怀抱。孰能察其心，鉴之以苍昊。契在今朝，守之与偕老。”时西晋征西将军扶风王司马骏将远行，孙楚为其参军，随侍同行，乃记述属下官员相送于陆阳候亭之作。但是综观全诗，涉及离情者，仅发端两联，从“三命皆有极”以下，所云荡子为寿、彭腆为夭、凶吉纠超、忧喜无端、达人大观，诫此当早等语，尽是玄言玄理。这类送别诗将离情与玄理合并为一体，把抒写离情别恨作为体验人生的重要机会和媒介，用深奥的玄谈来超越别离的痛苦，借谈玄论理表达出对人生无常、聚散离合的达观和超脱。

      四、渗透着山水自然之美

      东晋后期以后，“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刘册，《文心雕龙·明诗》)，山水代替了玄言成为诗歌的重要题材，对景物的描写成为此时送别诗的重要成分。如“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谢眺《新亭诸别范零诗》)，以云去水流来寄托自己的离思之情;“桂水澄夜氛，楚山清晓云。秋风两乡愁，秋月千里分”(范云，《送沈记室夜别诗》)，以去留两地的景色之清澄美好，衬托出友情之温馨离别之感伤。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一首《于王抚军座送客》:“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排。爱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洲诸四缅邀，风水互乖违。瞻夕欣良燕，离言幸云悲。晨鸟暮来还，悬车敛徐辉。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诗中胸中之离情与眼前之山水水乳交融。又如阴铿《江津送刘广禄不及诗》:“依然临江诸，长望倚河津。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临。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林寒正下叶，晚钓欲收纶。”诗人追送刘孺但不及见，不能够亲自话别，只好目送帆影远去，一幅江畔送客图缓缓展开:开船的鼓声渐渐断绝，孤帆远影已没人江云，停船处只剩下归巢的鸟儿，送行的离亭也已经寂寥无人，枯叶在寒风中飘落，渔夫也要收起钓丝回家。四野如此空旷凄清，怎能不令人更加伤感。这里诗人通过对江边萧瑟景物的描写，渲染出一种悲枪凄凉之情，生动地表现了友人远去后的寂寞怅惘之情。总之，随着山水诗的兴起，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往往通过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来寄托自己的离思之情，用对大自然的亲和与欣赏来表现离别的痛苦。

    综上可见，送别诗发展到魏晋六朝时期，已经日臻成熟，不仅形成一个固定的题材领域，而且上也更趋成熟，为唐代送别诗的繁荣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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