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10)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 、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 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些。经过一番历史考证之后，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但一切事物，其最初所定之目的，未必完全不变，有时且发生预期以外之结果；且其作用之特色著明时，往往误认为原质之特色。不过作用之特色，并非永远不变，乃附带而生者。故恒存之特色，不能不加以承认。”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或许有人会说，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者们不也在呐喊代表舆论、制造舆论吗？的确，徐宝璜为新闻纸之职务开列的六项中，第二、三项便是“代表舆论”和“创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与新闻学启蒙者的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徐宝璜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创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阅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目光”。只有第三点与以往的“制造舆论”有相似之处，且加了许多限制。可以看出，无论“代表舆论”还是“创造舆论”，徐宝璜都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