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11)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 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李大钊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