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15)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发布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毛泽东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毛泽东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 ”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毛泽东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毛泽东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 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 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反党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