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3)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