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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李大钊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李大钊，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李大钊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 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李大钊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发表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 ”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李大钊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