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电视新闻的国际宣传(2)

但中文本义的“宣传”也不包含“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引进含义，它基本上是一个中性词。而英文的propaganda来源于17世纪天主教迫害伽利略、压制其科学发现的宗教事件，具有“明知错误徒然坚持”和“欺骗操纵”的含义，因而是一个贬义词。按照英文propaganda的翻译方法，“宣传”一词也成了贬义词。所以，现今中国在对外交流涉及“宣传”一词时不再使用propaganda的译法，而改用publicize等用语，这是中国对全球化影响不能不考虑的对策。

不过在国内，“宣传”一词照样使用；而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传统，固有的“灌输”和“工具”思想也并未抛弃。在实践中，有时就表现为仅从功利的目标出发指鹿为马，文过饰非。因此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传统中，有与propaganda相似或者相通的地方，这也就是国际上给中国的“宣传”贴上propaganda标签的原因。

（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传统主要来自列宁。列宁主义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种宣传思想是著名的“灌输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列宁，1986b：29）也就是说，对群众要自上而下地进行先进思想的灌输，即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宣传教育和思想工作的原因。其次，是列宁主义的“工具论”。中国新闻工作者人人熟知的一句话是列宁早在布尔什维克建党时期便指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1986a：8）在革命年代，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列宁还多次使用“工具”的用语，说明报纸（传媒）的作用，例如：“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列宁，1985：172）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党的目标奋斗的，它的任务就是通过宣传鼓动把群众组织起来。

宣传鼓动的目的是激励和推动，其隐含的意义是，有利于鼓舞士气的，便宣传，而且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利于鼓动革命斗志的，便回避，或者以巧妙解释的方式正面引导，使其具有宣传价值。这些自上而下选择性的传播理念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实践。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报刊作为“教育”“工具”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认为宣传工作是一种教育事业，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最广泛最灵活的教育方式，而报纸则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郑保卫，2005：166）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长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指导方针，报刊等新闻传媒秉承革命年代的传统，主要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

同时，毛泽东主张宣传工作要旗帜鲜明，反对“钝刀子割肉”：“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毛泽东，1991：1322）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宣传的“战斗性”，认为吞吞吐吐，或者迂回委婉的说辞是不光明磊落的表现。

这些思想表现在新闻实践方面，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党性原则”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江泽民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党性原则又常常被称为“喉舌论”。党性和阶级性的对立面是所谓的“人民性”，“喉舌论”认为，“人民性”是将人民（意味着没有阶级区分并且不太能够高瞻远瞩的大众）的需要凌驾于党（代表正确方向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先进政党）的政策之上。

实行 “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李瑞环认为“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以党性统率人民性，实施舆论导向，教育和鼓舞人民认识党的正确性和形势的有利性。“正面宣传”是“政治家办报”立场的体现。

建国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对新闻事件的判断主要是看它们与党和国家及其所倡导的事业的关系，并作出不同的反应。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是一种带有主观倾向和引导意图，自上而下、旗帜鲜明的传播行为，带有“战斗风格”。

（三）两种国际宣传

中国与“国际”（全球、世界）相关的新闻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新闻，即面向中国受众传播国际新闻事件的对内新闻宣传；一个是面向国外观众的“对外宣传”。中国新闻宣传长期的做法是内外有别。对内的国际新闻主要目的是引导国内公众正确地认识国际形势和国际事件；对外宣传的目标则是引导国外公众对主要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产生有利于中国的看法。不过，对内的国际新闻和对海外的宣传都属于国际传播或称“文化间传播”之列，都需要解决“文化解读”的问题。

建国以后，由于新闻传媒直接听命于政党和政府，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宣传的内容常常不是公众关心的问题，而只是党和政府希望人民关注和遵从的议程。在国际新闻方面，大众传媒披露的外界信息十分有限，对事件的解释常常是片面的。例如，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不了解世界的变化，误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民吃不饱，穿不暖，需要中国人民去解救。对“友邦”和“敌国” 形势和问题的报道常常以双边关系的好坏为转移，变化突然，例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情况的宣传。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在宣传、鼓动、组织人民与境内外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牢牢掌控消息发布渠道的半封闭时代，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大众传媒对内的国际宣传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