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电视新闻的国际宣传(4)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脚步一直没有停顿，1992年以后更有了较大突破：开办第四套节目，覆盖台、港、澳及亚洲广大地区，同时发展卫星事业，覆盖欧洲和南北美洲。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电视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与境外媒体的双边合作，在世界各地的落地情况发展顺利。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新闻管制，传统的新闻理念和操作惯例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全球化的西方影响和中国意识形态同时存在，使中国电视对内对外的国际新闻宣传呈现大起大落的表现。

美国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在中国是一次意外和没有先例的情况。按照传统的做法，对于美国（它曾是意识形态敌人）的灾难，中国应该高兴才对，毕竟这个国家曾经声称“误炸”（中国很少人相信这样的解释）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越南游击队炸坏了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当时看电视的中国人是发出了胜利的欢呼的。（郭镇之，1991：53）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再对“盟友”的苦难幸灾乐祸，就不合适了。事实上，确实也有少数民族主义者在网上为“美帝国主义”的灾难大声欢呼，但他们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谴责。然而，在重大新闻报道中，中国电视人还不习惯采用纯粹的非政治框架；更重要的是，按照严格的宣传纪律，习惯于请示宣传领导部门的中国电视，即使是在为美国人遭受苦难表达人类同情心和人道关怀时，也不能轻举妄动。但问题是，有关部门的反应却迟迟未来。由于缺乏明确的指令，不能犯政治错误的中央电视台像全国所有宣传媒介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动待命，无所作为。

于是，在晚上9时左右的黄金时间，中央电视台一频道继续按计划播出宣传“三讲”的节目，直到晚上11时才开始播出新闻简报。与此相反，香港的凤凰卫视却立即停止一切正常节目，连续播出有关恐怖袭击的最新报道。有经验的中国知识精英立即打开电视收看凤凰卫视的直播。中国的所有传媒，在“9•11”的问题上都丧失了宝贵的机会。这种传播的缺位使得自称“县级电视台”的凤凰卫视抢夺先机，赢得了最重要的注意力资源。这不是凤凰卫视第一次钻中央电视台的政策“空子”，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尽管中央电视台自诩在“9•11”事件时“以冷静态度对事态进行了迅速、适度、客观、公正的报道”，（《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2：53）但它自己也明白，这是一次失败的竞争。而如果不是囿于宣传纪律，以中央电视台无论哪一方面的实力而言，凤凰卫视都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中央电视台下决心改弦更张。

2003年，机会来了。此时，中国正处于不同的政治环境：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支持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当年作出批示88次，为历年之最。（《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54）年初，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展示了“务实”、“亲民”、“开放”的新形象。按照宣传领导部门的指示，中央电视台大量削减了会议报道和对领导人例行活动的报道。

恰好2003年是个新闻频发的年头。年初，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升空失事，提供了国际报道的一次机会。早在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时，中央电视台便打破常规，在头条位置重点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赢得交口称誉。这一次，中央电视台没有犹豫，立即全力进行报道，体现了国际性大台应有的水准。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提供了另一次好机会。由于有关宣传部门放手让新闻传媒“自选动作”中央电视台的表现异常突出。从3月20日至4月24日，一频道、四频道、九频道轮番亮相，持续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滚动递进战事报道，始终以第一时效引领舆论，……成为中国电视新闻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特别是第四套节目表现出色，……树立了中国电视媒体崭新的国际形象。”战争期间，中央电视台第一、四、九套节目的收视率较平时分别上升了10倍、28倍和8倍。（《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55）在强大的“国家队”挤压下，偏安香港一隅的凤凰卫视只能甘拜下风。

对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曾经被中国传媒界大肆吹捧为一次新闻突破。但是，本人早就指出过，从美国获得资料进行的“客观报道”不能不是对战争的“正面报道”，它大吹大擂，“替美国进行的战争作正当性辩护，宣传它，推销它，从而体现了媒介（追随美国）的倾向性。”（郭镇之，2003：85） 现在，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不攻自破，随着美国和英国主战政府在本国民意中的一再失败，对伊战争报道中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

首先，是初期中国电视上完全没有反战的声音。即使在当时，在美国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合法理由”尚未被揭穿的情况下，也有许多国家的公众基于人道和国际公法以及联合国公约的理由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而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中，中国是仅有的几个没有发出反战声音的民族之一，对美国的强权行径，处于完全的失语状态。

其次，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紧紧追随美国的议程和导向，常常不由自主地为“我们”（美国）的胜利欢欣鼓舞，对“他们”（伊拉克）的失败幸灾乐祸，从而误导了中国公众对事件的判断――后果判断和价值判断。

最后，在策略上，是以对“先进武器”的欢呼取代对战争性质的严肃思考，回避对战争的伦理质疑。这是一种trivialization的报道策略，也是一种“技术崇拜症”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中国“隔岸观火”式的伊拉克战争报道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说明中央电视台开放程度的事件，因为它并没有涉及中国体制的核心问题――与中国的利害关系。

果然，在涉及中国利害的问题上，传统的宣传思维再次开始发挥作用。被称为“非典”的SARS事件被国内欢呼为一次“反败为胜”的宣传战役，但这种界定是完全错误的。

SARS事件是一次涉及公共卫生的危机事件。这个事件本身是一个由于情况不明、措施不力而导致的公共卫生灾难；从宣传方面说，则是由于早期“捂盖子”导致稍后的信息恐慌症，和后期以框架设定方式引导舆论制造“英雄主义凯歌”的宣传，目的是避重就轻，转移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