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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11”事件灾难新闻报道看中美媒介生态的差

2013-09-30 02:31 【摘要】在对“9·11”事件的灾难报道中，比较中美主流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差异实际上就是中西方媒介在、传播观念、文化环境与运营机制等方面所构成的“媒介生态”的差异在现实传播实践中的体现。 【关键词】媒介生态；比较；灾难 2001年9月11日纽约发生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及西方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内做出了迅速全面的反应。相比较而言，主流媒体的报道则显得冷静、沉稳、谨慎。这种反差出现的原因，除了国家、民族、文化、地理、宗教等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宏观差异之外，也有中美主流媒体在理论、传播观念、运营机制等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差异。 所谓生态，它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相对的平衡结构。借用生态学中有关“相互关联制约”的机理和相关性的系统，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界定为某一特定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媒介生态包含诸多因素，主要是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发展水平、社会生活形态和媒介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人文精神以及受众方面的水平、文化境界、身份背景等等。 为了更好地研究中西媒介生态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简单地分解为价值取向、媒介性质定位、调控机制、文化心理4个小单元，把中西主流媒体对“9·11”事件的灾难报道作为样本放在其中进行比较，“人们期待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传播的客观，提高依照这种规律传递的自觉性，同时又努力寻找中外传播运作中不同做法及特点，发现自己或对方的优点，坚持下去，或把人家好的做法拿过来，为我所用；看到自己或对方的缺陷，克服扬弃或引以为鉴。”①
价值取向
不是单纯客观的信息，它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传播者的活动，必然包含着人的理性认知和主观判断，而这种认知和判断又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中的价值是一个属于层面的普遍概念，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某种有用性，或是对主体的需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构成价值的因素既包括信息（客体）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如“五个W”），也包括传播者（主体）的社会背景、知识体系、文化品位等个人因素，还包括媒体所代表或追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利益。同一客体（未经加工的原始信息）对不同主体（传播者和媒体）的有用性是不一样的，对不同主体的需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中西媒体的价值取向必然也有各自的特点。 “9·11”恐怖袭击这样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无论是对中国传媒还是西方传媒而言，无疑都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是在认识灾难的“有用性”的价值取向上，中西却有着不同的标准与尺度。美国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认为：“对媒介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②西方历来重视灾难的报道，灾难几乎涵盖了西方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涉及负面等等。西方传媒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细节。在 “9·11”事件的现场直播中，美国的FOX、CNN等电视台播放了逃难者从高达110层的世贸中心高楼上跳下逃生的镜头。这给所有电视观众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是前所未有的。西方传媒“很懂得作为一种商品所具有的价值”，③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发行量和收视（听）率，获得最大利润，他们在进行灾难报道时，往往将“空前绝后”、“耸人听闻”之类的现象和事件作为报道的重点，以此来冲击和刺激受众的感知神经。而“9·11”事件的现场直播如同一部好莱坞的灾难恐怖大片，其所具有的受人关注程度正好符合西方传媒这种追求“异乎寻常的感觉”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所带来的过于血腥残忍的报道有时也会超出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西方传媒也把追求社会效益作为其所标榜的社会责任，在突出“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也注重宣扬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许多媒体都报道了美国民众昼夜排队献血，全体国会议员在关闭的国会山前齐唱《上帝保佑美国》，警察和消防队员救援受难者和坠毁飞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以保护白宫等非常具有人情味和正面意义的报道。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相比较而言，中国传媒长期以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团结稳定鼓劲”的舆论导向原则，把正面报道作为报道的主流。以灾难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题材。题材内容上的特殊性导致了报道中价值取向的特殊性。长期以来，中国灾难报道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一种道德教化的追求，即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的。现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受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部门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负面报道包括灾难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并开始向以“事”为本位、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灾难报道仍然在主流媒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一些对“人祸”的灾难报道中尤其如此。在中国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一些学者认为除了价值外，还具有政治价值、信息价值、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价值是基本的、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④报道的价值取向还要考虑其他价值尤其是政治价值（即宣传价值）的要求。这个观念在灾难的价值取向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媒介性质定位
在生态学研究中，生态学家用“链”这一概念形象地描述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依存的关系。在媒介生态中，这种链式结构也是存在的。价值取向就直接影响着媒介对自身性质的定位。 20世纪初报业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传媒完全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成为资本主义。因此，西方媒体是以为投资者占领媒介市场、获取最大利润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的。在追求经济意义的同时，媒体也将追求政治、社会、文化意义作为其价值取向的要素。从担负的功能而言，西方媒体首先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下的私营企业，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营；另一方面它还具有社会功能，“既有文化传播、环境监视、社会调节、娱乐共享的作用，又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的功能。由此而引申出西方媒体普遍将自己的性质定位于“超党派的、大众化的、独立的（最大限度地扩大受众群）社会公器（社会功能）”。⑤ 这种定位直接反映到西方媒体的报道活动之中。在“9·11”事件的灾难报道中，西方媒体一方面极尽追逐信息、报道动态和分析猜测之能事（即所谓的“深度报道+狗仔队”），另一方面也注重对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保护和宣扬。这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支持美国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而中国的媒体一直是把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理论作为其功能定位的基础和出发点。“喉舌论”在中国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改革的深入发展，的商品性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因此，在这种现实环境之中，中国媒体把自己的性质定位于“党和人民的喉舌”，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对“9·11”事件的报道上，中国的主流媒体一方面很节制地进行重要的动态和事态发展的报道，另一方面及时报道我国家领导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的表态（江主席致电布问、朱邦造的简短讲话、对驻美中资机构和学生等深表关心等）。中国主流媒体保持了其在灾难报道中一贯的沉稳和谨慎，不炒作，不渲染，也没有某些西方媒体不负责任的对事实真相、伤亡人数的猜测性报道。（西方媒体曾估计世贸中心的伤亡人数在5万左右，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个数字被大大夸大了。）同时，中国主流媒体还对美国招致恐怖袭击的深层次原因作了一些分析报道。中新社记者徐德金9月11日发回的《“9·11”：悲惨美国》中谈到：“经过此役，该是美国重新认真审视自身的时候，尤其是要反思它的全球战略了。”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着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其反应的谨慎沉稳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媒体在报道这种重大事件时，经常要把自身摆到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利益博弈的大棋局之中，这是中国媒体性质的定位所决定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调控机制
媒介性质定位也到调控机制。良好、有效、适当的调控能使传媒成为的“减压阀”。任何国家对传媒的调控都从未放松过，但中外在调控机制上也有相当的差异。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法制比较完备，因此其调控机制都是以调控为主。但其政府调控的影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从这次“9·11”事件的灾难报道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加入了只发出一种声音的“大合唱”。美国政府的调控手段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政府和政党难以直接操纵媒体，但政府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对传播的若干环节施加影响，对不符合其利益的媒体施加压力。政府拥有庞大的公关，能够控制公务信息，并通过发布会等形式控制信息的流动。美国在这次对“9·11”事件的报道中的表现使人对其标榜的自由有了新的认识。10月1日美国政府所属的美国之音电台台长惠特沃恩以及国际广播局局长被撤销职务，原因是美国之音不顾美国国务院官员警告，于较早前播出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领袖奥马尔的专访。我们再看看美国政府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同样可以说明。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28日披露，自从9月11日之后，已有多名媒体从业人员因批评布什总统或发表不同意见而遭到白宫或国务院发言人批评，在官方压力之下，有的记者甚至因此丢了饭碗。 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委主管传媒的调控机制，主要是由中共中央及中宣部通过一系列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指示实施统一的传媒调控。对“9·11”恐怖袭击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各大媒体在进行必须的动态报道之外一般都把目光投向中国政府的反应、中资机构和有关在美人员伤亡情况等等，其所表现出的冷静与沉稳明显是按照中宣部制定的统一方针和口径来客观适度地进行报道的结果。这种调控机制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滥用自由，防止传媒运作陷入无政府状态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有时正常的信息流动也受到影响。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这种调控机制有望在法制的轨道上更加完善和有效。
文化环境
生态系统都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媒介生态亦是如此，其外部环境一般由一定的国家利益、社会制度、社会心理、文化环境等构成。而其中的文化环境又是最具有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因素。这里着重对媒介生态的文化环境进行考察。 2001年9月11日，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在《福布斯》杂志10月号的社论中写道：“这起针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恐怖事件是对西方文明价值观和准则的全面进攻。”所谓的西方文明价值观，就是以“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思想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注重个体独立、个性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存在。同时，古希腊“酒神”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和《圣经》宗教文化中的“赎罪”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美国总统布什9月20日在国会发表的电视讲话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心理： “我们在救援人员的顽强和不知疲倦的工作中看到了美国人民的这种精神；我们看到了飘扬的旗帜、燃烧的烛光、献血的民众以及祈祷中的人们，无论他们是用、希伯来语还是阿拉伯语在为美国祈祷。我们看到了民众相互关爱，无私捐助，他们把陌生人的悲痛当成自己的痛苦。” 在西方媒体的灾难报道中更能看到这种文化心理的折射。西方传媒的报道注重仔细描摹事实，字里行间充满了恐惧、绝望和怜悯。西方灾难注重表现灾难到来的惨剧、遇难家属的痛苦、悲剧发生的处境和进行斗争的勇气，使受众正视现实社会的负面，自觉接受灾难的挑战，在奋斗与超越的过程中体会人生的价值。 中国的文化传统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体系。这种道德精神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和谐”，就是把两个对立、具有很大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事物融合或协调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和合”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追求团圆、完满、平和。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具有强烈冲突性、刺激性和不确定性的灾难会被视为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灾难报道也不符合中国主流媒体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团结稳定鼓劲”的正面宣传方针，这也是与中国受众的传统心理承受能力有很大联系的。而在政治文化心理方面，中国长期奉行“家国同构”的政治规范，这种文化传统“使传媒习惯于用同一的视角关注同一重大问题，对国之重要便是对家之重要，政治意义之重大便是价值之重大”⑥。因此面对同样性质的灾难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极少出现灾难现场的描摹以及对灾难本身的注视，极少突出毁灭感、死亡感和绝望感，而代之以人民群众与灾难斗争的乐观精神以及抗灾救灾的英雄气概，并以此来凝聚公众注意力，团结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1998年的抗洪报道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结语
从上可知尽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媒的话语范式有共通同化的趋势，但中美之间媒介生态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从中美媒体对“9·11”事件灾难报道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在报道中的差异实际上是媒介生态的差异在传播实践中的反映。 媒介生态如自然生态一样是一个开放运动的、流变不居的系统，每时每刻都在吐故纳新，使自身能进一步适合社会的发展。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传媒的相互渗透和“亲密接触”，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媒介生态保护，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侵入，保护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传统，防止媒介资源的“水土流失”；另一方面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魄进入全球媒介大环境之中，汲取富于时代精神、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媒介因素，融各家之所长，为中国的媒介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注释： ① 童兵主编：《中西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5页。 ② 张威：《中西比较：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国际界》，1999年第1期。 ③ 童兵主编：《中西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④ 童兵主编：《中西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 ⑤ 徐耀魁主编：《西方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⑥ 张卓：《搜索传统走向沟通——从中国奖和普利策奖看中西传媒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国际界》，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