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警初探(3)
2013-05-03 18:22
导读：地震科学：进步？止步？退步？ 地震科学是地震预警的基础条件。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其间三十二年，中国地震科学界做了什么？地震预报研究有什
地震科学：进步？止步？退步？ 地震科学是地震预警的基础条件。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其间三十二年，中国地震科学界做了什么？地震预报研究有什么进展？遭遇了何种困难？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至二〇〇七”，对中国地震预报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前一个单元，为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第四个“高潮幕”，恰与文革重迭。后一个单元，地震从平静期走向活跃期，正逢“改革开放”。 文革后，总结唐山的惨痛教训，人们一度把原因归于
政治，认定“四人帮”及其党羽严重破坏干扰了监测预报。[22]改革开放初，“唐山地震未能作出短临漏报，根本的的原因是，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还很差”才成为官方表述。[23]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和数字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地震科学水平有了可与
天文学中望远镜的使用和
生物学中显微镜的使用相比拟的飞跃。[24]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于二〇〇〇年通过国家验收。总投资近二十三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前的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刚刚通过验收。[25]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三十二年中，中国地震工作的方针和地震预报体制也进行了调整。除了地震预报，地震部门加强了工程地震工作，承担了大批建设项目的工程地震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26] 文革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受到大规模整顿。唐山地震后，全国有群众测报点三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二十万人。群测群防队伍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在一九七九年后开始整顿，到一九八〇年底，群众测报点降到到五千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两万人。[27]文革期间，四川堪称群测群防大省，有业余测报人员一万四千人，文革后叠经整顿，到一九八五年已剩下不足千人。[28] “法制”，“科学”，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此前许多事物成为“改革”的对象。然而，究竟应当
如何评价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国大陆地震预报？那一个地震“高潮幕”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后的地震科学发展有各种意义？ 地震科学家张国民等人认为：“（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这一时期是地震预报事业空前发展的时期，它奠定了地震监测手段和预报
方法的基础”。但由于对地震孕育的情况不十分清楚，目前人们还很难分清构造运动、地震孕育和部分干扰所呈现的前兆异常的区别和联系，无法确认一一对应地震的前兆异常和地震活动性异常，因此，“目前的经验性预报思路很难使目前的地震预测水平有质的提高，更不可能通过它取得地震预报的全面突破。”[29]学者吴忠良写道：“地震预测中一些经验和掌握这些经验的专家，是目前的计算器所无法取代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经验变成可继承、可重复、可发展的知识体系”。[30] 唐山地震后的三十余年中，中国地震预报陷入混沌的状态。它的某些方面在迅疾发展，某些方面裹足不前，某些方面在退步。 还必须特别指出，唐山地震临震漏报，在地震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唐山地震前的学术争议，在改革开放以来掺入权力和利益的复杂因素，造成队伍的分裂。经历过从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的一些“计算器所无法取代的”富有经验的地震预报工作者，在从事科研的黄金年龄段，被边缘化，甚至受到排挤打击。 一九八八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被认为是新的地震活跃期到来的标志。一九九〇年，国家地震局强调“九十年代很可能是我国大陆强震多发的时期”。[31]实际情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地震活动，远未达到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强烈程度。影响较大的地震分别是：一九九六年发生在云南丽江的七级地震（死亡三〇九人）、一九九六年南黄海六点一级地震（上海有震感），和一九九八年张北六点一级地震（死亡四十一人）。这三个地震均无临震预报。 从一九九六年起，盖勒（Robert J. Geller）等人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的大地，任何一次小地震都有可能灾变为一次大地震”，因而地震不能预报。随即有人针锋相对发表反驳文章，在国际地震学界爆发激烈争论。[32] 许多人认为，即使能对地震作出正确的中长期预测，短期和临震预报还是不可能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唐山地震后的三十年来，中国地震工作者仍作出了二十余次较为成功的短、临预报。[33]这本是地震界的成就，却基本上没有被大众传媒报道——有关地震预报的任何信息，无论正面负面，似乎都受到控制。 笔者核实，这些震例包括：北京小汤山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四级地震；[34]青海共和一九九四二月十六日五点八级地震； [35]云南孟连中缅边境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七点三级地震；[36]四川甘孜白玉——巴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五点五级地震；[37]新疆伽师一九九七年四月六日六点三级、六点四级地震；[38]云南宁蒗一九九八年十月二日到十一月十九日四次五级以上（最大六点二级）地震；[39]辽宁岫岩一海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五点六级地震。[40]四川绵竹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五级地震（震中在汉旺镇）；[41]云南大姚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六点二级地震、十月十六日六点一级地震；[42]甘肃民乐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六点一级地震；[43]最近的事例，是二〇〇七年六月三日云南宁洱六点四级地震。[44]这些预报的成功，仍得益于经验性预报方法。其中小汤山地震，在地震界亦称“亚运会地震”，震中距亚运村仅十公里，发生在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前数小时，对它的预报，意义非同小可。前国家地震局局长方樟顺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