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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乃至突发事件,在破坏性上相似,因此政府的预警策略亦具有兼容性。表中的“无害无防”、“小害小防”、 “中害中防”、“大害大防”是四种“最好”的状态;“无害大防”、“大害无防”是两种“最坏”的状态;而“小害大防”、“大害小防”、“中害不防”、“无害中防”是四种“较坏”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应倾力追求,最坏和较坏的状态要努力避免。在付出努力后,可能得到的另六种“中间状态”。 “小害无防”、“无害小防”、“中害小防”、“小害中防”乃至“大害中防”、“中害大防”,是现阶段科学水平和政府危机管理水平下较有可能经常出现。中间状态并不理想,对灾害判断不准,或是反应过度,形成惊扰,或是反应不足,造成损失。但这是需要接受的现实。 汶川地震属最坏状态:“大害无防”。这一次,中国没有重演海城地震成功的预报和预防(“大害大防”);也没有重演松潘、平武地震付出代价、有深刻教训、但毕竟发生了的预报和预防(“中害大防”);也没有出现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奇迹”。 在汶川地震前的两年间,如果确有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判断,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中期预警举措?在汶川地震前夕,如果确无精确的 “三要素”预报,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从地震部门获得欠精确的预报意见?如果有,他们又是如何处置这些“欠精确”预报的?有没有“内紧外松”的应急措施?有没有小范围或特定目标的局部防范?是否有过犹疑、彷徨、顾忌、争论,直至最终未能实施预警? 深入详尽的分析,有待信息全部公开。需要指出,文革时期数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除了地震科学工作者的贡献,“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捕捉异常信息的特有方式、政府“不计后果”的拍板,都是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地震工作和战备、人防实行统一领导,有的地区甚至直接由军队领导。而在新历史时期,海城预警模式、青龙预警模式或者更宽泛地说“六十九号文件预警模式”,已难以复制。从唐山到汶川,三十二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面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全新的信息流通方式,政府的危机管理,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困难。 面对巨灾: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今晚二十二时到二十四时将发生二到六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 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这是有效实施预警的严重障碍。 地震谣言源于公众对地震的恐惧,源于科学知识不普及,源于信息封闭、信息畸形传播和民间社会调适功能薄弱,也与地震科学未过关、震情信息若明若暗有关。中国大陆发生过多起地震谣言,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一九八〇年春,山东烟台地区流传本地将发生八级大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其依据,有人说是日本地质学家勘测出的,有人说是美国卫星测出的,有人说看到了内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诉。伴随地震谣言的,还有各种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