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警初探(4)
2013-05-03 18:22
导读：我记得九月十八日下午，在门头沟开会，当时有十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讲得都非常朴实，比如这个手段目前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与这个地区历史上一些中
……我记得九月十八日下午，在门头沟开会，当时有十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讲得都非常朴实，比如这个手段目前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与这个地区历史上一些中强震的关系，据此提出了近期的判断意见。所以回来以后我们报告了国务院，而且对地震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讲得比较客观。若发生四到五级，不会造成什么伤亡、破坏等，要求亚运会保持冷静，否则人踩人就可能带来伤亡，这样，组委会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结果，开幕式当天上午十一时零二分就发生了一个四级左右的地震，恰好又离亚运村那么近。[45] 这就是中国地震科学的现状：高新技术的运用，尚未显示奇效。唐山地震三十二年后，地震预报仍在摸索前行。有时，地震的踪影被发现并捕获。更多的时候，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包括在二十世纪认定的中国主要强震危险区的概念、发现的强震高潮幕起落规律，似乎都要被改写。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人们认为的强震平静期内，在传统认定的地震高烈度区外，昆仑山口西发生了八点一级强烈地震。[46]科学家们正在讨论“二十一世纪，在我国是否会发生死伤十万人以上的地震”[47]，汶川大地震降临。 面对质疑，官方的解释是：地震部门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没有接到任何有关这个地区正式的短临预报意见。从震前的监测结果来看，没有发现显著的、大范围的、能够让地震学家们在现有科学水平上、依据现有经验做出判断的“前兆”异常。[48]然而，本文写作之时，到震区考察的
地质学家，已经发现震前存在明显的宏观异常现象。[49]对本次地震的深入探究，已经开始。 汶川地震有没有长期和中期预报？答案是清楚的。对汶川地震的构造背景——龙门山断裂带，地震界和政府从未放弃过监视；汶川地震发生的两年前，地震部门曾指出这一地区有发生七级地震的危险。[50]然而究竟为什么，没有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以致完全未能预警？ 总结中国地震预警的经验和教训，请允许我重复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 对于早已被专家认识、并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南北地震带，地震界做过哪些监测？政府做过什么防范？松潘、平武大地震后的三十二年间，地震界对这个地区的震情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和四川省地震趋势会商，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有什么样的中期预报意见？总投资近二十三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发生前有没有发挥必要的功能？部署于南北地震带的观测网点，是没有发现异常信息，还是各种信息没有充分交换、未能提供广大地震预报工作者共享？在震后必然要进行的回溯性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宏观异常？这一地区还有没有长期观察这些异常的、哪怕是硕果仅存的“群测群防”？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和临震预测意见？——包括专业人士的和业余人士的；包括通过规定程序正式上报的和在学术场合探讨的。 地震预警，说到底，是政府的公共治理行为。人们更需要知道，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
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政府：有效预警的困境与可能 中国的各级政府面对两难抉择：地震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却无法放弃；现有地震预测还只是概率性预测，却必须在许多时刻作出有效预警。 前苏联、美国和日本都有过雄心勃勃的地震预报研究计划。前苏联的研究始于一九四八年阿什哈巴德大地震后，但进展缓慢，一九八八年，在无防备状态下发生亚美尼亚大地震。美国的地震研究，本为侦察核爆试验而设，一九六四年发生阿拉斯加大地震后，遂制定了地震预报研究的十年规划，同样绩效不彰，一九九四年，未能防范在洛杉矶发生大地震，损失二百亿美元。日本的研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七十年代圈定东海地区为发生八级地震的高危险地区，这个地震迄今未至，却在一九九五年发生了未有预报的阪神大地震。 除了日本仅对东海地区继续开展负有减灾责任的预报，世界上只有中国，在科学研究尚未过关的情况下，承担地震预报任务。邢台地震后，中国政府层对地震预报承担了令世人难以
想象的沉重责任。曾有文章记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处理地震预报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河北省河间县地震后，李四光在一个深夜里接到了国务院紧急开会的电话通知，他赶到会场已近凌晨两点钟。总理正坐在长桌的一头主持会议。总理让李四光在他的右边坐下，桌上摊开了一张京津地区的防震地图。会议的议题是：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这天清晨七时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要求国务院准允立即通知北京居民到室外避震。这也就涉及到毛主席的安全。会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讲过了。周总理这时问李四光：请你说说，情况真是这样紧急吗？ 李四光在发言以前，先走近电话机，迅速给他近年来在北京周围按地质力学理论亲自建立的地应力观察站打了电话，让他们仔细汇报近日来地应力值是否稳定，有无异常。当他得到“无异常”的回答后，这才坐回到他参加讨论的位置上来。这时候，能够给李四光考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但是，根据北京地区地质构造条件，当他掌握了必要的可靠资料，经过了紧张的思索与迅速判断之后，必须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