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警初探(5)
2013-05-03 18:22
导读：李四光十分明确地说：不存在这种紧急情况。并且建议：最好不要发警报惊动全市市民。李四光对周总理说：请毛主席安心休息吧！总理同意不发警报，并
李四光十分明确地说：不存在这种紧急情况。并且建议：最好不要发警报惊动全市市民。李四光对周总理说：请毛主席安心休息吧！总理同意不发警报，并说：“李四光同志，您年纪大啦，身体不好，早点回去休息吧！”[51] 这段史实，记述了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起步时的极端状态：预警决策，取决于一位科学家和一位领导人的决断。当时八十高龄的李四光，有时需要亲自爬上山坡观察断层、伏在乡村井台上测量水位。为北京近郊一口水井的水位大幅度上升和麦田里的地裂缝，总理周恩来曾一日数问。[52]科学家的经验性判断，和领导人的“拍板”，都冒着巨大风险。然而此后数十年的地震预报，并未完全脱离这种“经验判断+风险决策”的模式。 让我们从危机管理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九七四年关于华北地区防震的中国国务院六十九号文件，以及与这个文件相关的地震预警实况。 一九七四年关于华北地区防震的中国国务院六十九号文件，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次中期预警。在发布这一文件的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地震预报起步不久。依据李四光的构造理论和地震活动现象，地震工作者对华北及渤海地区正在孕育大震有正确判断（这种长期趋势判断的水平保持至今）。对一、二年内可能发生地震的估计，虽有人提出“华北已积累七-八级地震的能量”，但并没有人预测到会接连发生海城、唐山两个强烈地震。这种情况下，文件依据多数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分析，要求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从地震科学角度看，六级与“七-八级”差别巨大，“六级以上”，表述含混。但从防灾的角度看，这样的判断，已足以使预警产生实效。 较大范围的中期预警达到三个效果：各级政府开始应急准备；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队伍开始密切监视地震前兆信息；公众开始接受广泛的地震和防震知识宣传。海城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 据海城地震当事人回忆，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仅辽宁南部地区就建立了群众测报网点两千六百多个，参加测报的人员四千多人，放映地震知识
电影六百多场，发放地震知识小册子十五万册。[53]在海城地震发生前的三个月，辽宁全省有一千八百多起宏观异常现象被报告。种种异常和小震活动，使地震工作者较准确地在震前二十天发出了短期预报，在地震前一天发出了临震预报。[54] 辽宁省委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早晨作出的地震报警决定，是在民众已有一定思想准备、地震的前兆信息、特别是前震活动比较明显的情况下作出的，但仍不无冒险性质。成千上万百姓在寒冬被动员出住所，而大地震竟然在数小时后“准时”到来。 唐山是相反的例子。六十九号文件发出“中期预警”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都有过广泛的防震宣传活动。但在地震发生前数月，地震工作者判断与争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北京这个高度敏感的地点。四月，内蒙古和林格尔和河北大城先后发生六点三级地震，使关注华北震情的科学工作者陷入困惑，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形势的判断出现分歧。[55]六月，四川防震引起的社会恐慌，又使得对北京的震情判断增加难度。和后来唐山地震有关的监测、争论、乃至“告急”（包括唐山当地几位观测人员的预报[56]）都没有产生正式的预报意见送达政府。只有距唐山市一百一十五公里的青龙县是例外。 在唐山地区的一次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青龙县领导听到一些地震工作者关于“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五日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的预测意见，决定“以预防为主，有备无患”。防震抗震的部署传达到所有群众。地震发生时，有准备的群众及时逃生，虽然有七千三百多间房屋倒塌，直接死于地震的却仅有一人。震后五小时，青龙县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赶赴唐山救援。[57] 国际地震界公认，在海城地震前确实存在着具有减灾实效的预报，该预报是由地震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共同完成的。[58]国际上同样高度评价“青龙预防”。联合国的官员曾到青龙考察，仔细查阅了该县一九七六年的档案。[59]一九九六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
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该部的报告称：“要减轻灾害的损失，早期预报和动员群众做好准备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早期预报通常是科学家作出的，加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联系尤其重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对策和组织群众”。[60] 青龙的案例，使许多地震工作者痛心疾首：既然青龙可以在震情预测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预防措施，并收到效果。那么，唐山地震前，在京、津、唐这个更大范围，地震工作者是否可能在犹疑焦虑之际及早向政府报告，而政府是否可能在难以决断之际以“打招呼”的方式开始临震阶段的预警设防？ 事实上，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对“京津唐渤张”的中期预警，对北京和天津这两座重要的大城市，是有极大减灾作用的。国务院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中央机关和北京、天津两市均建立了抗震防震指挥机构，除广泛宣传外，还进行了建筑物的普查、鉴定和加固，尤其是对电力、煤气、石油、铁路、交通、通信、供水和容易产生次生灾害的单位的建筑物作了重点加固。天津市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和一九七六年五月两次部署应急准备，包括疏散方案、医疗救护准备、救灾物资储备等。天津是唐山地震的严重波及区，破坏烈度高达八度，如果没有中期预警，这座城市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破坏将倍增。[61]唐山地震未能临震预报和预警造成的震惊世界的惨烈后果，遮蔽了北京、天津因中期预警而减轻损失这一事实。 痛定思痛，人们后悔，如青龙那样“打招呼”的临震预警，为何未能在包括唐山市的更大区域实行？但是，“打招呼”的确切定义为何？对地震“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决策原则可否广泛运用？在首都圈的大中城市，而不是在青龙这样的农业县公开进行地震的短期、临震预警，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政府忧惧破坏性地震漏报，同时也忧惧影响广泛的虚报，甚至包括防震损失大于震害损失的正确预报。预警于唐山地震前、发生于唐山地震后的松潘、平武地震，其长达四个月的公开防震，在成都平原引起极大恐慌。这一事例，让人们不能不以冷静的态度，来思索地震预警问题。 如果我们把地震的术语“漏报”、“虚报”套用到预警，称为“漏警”和“虚警”，那么可以大致概括：唐山地震后的十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一九八六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 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二年，广东、贵州、山东、江苏、四川先后发生多起地震虚报。[62]一九八四年初，全国震情会商会认为京西北和河北、山西、内蒙交界地区有多项异常，需重点监视。此后异常增多，河北省地震局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三日前后可能为一个可能发震时间段”。地震部门虽然仅强调“严密监视震情”，并没有发出临震预报，但在具有中强地震发震的地质构造背景的张家口，政府开始严密防范，军队、铁路、电力、邮电等也从各自的上级得到消息。三月初，张家口和邻近地区处于紧张状态。大批市民搬出楼房，许多单位进行疏散演习。地震最终未发生（到十四年后的一九九八年，发生了张北六点一级地震），该事件被定义为“地震误传”。[63] “虚警”付出代价。 一九八六年，国家地震局局长安启元要求首都新闻界向群众转达一项忠告：切勿轻信地震的谣言和误传，那只能导致无谓的紧张，扰乱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