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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仅是内容的延伸”美文学毕业论文(2)

2013-07-02 01:09 　　一些评论家认为克里利的诗歌语言浓缩,重在客观描写,记录诗人日常生活的即时感受,于是,他们也就认为克里利的诗歌只谈日常琐事,而未涉及、等宏大主题,虽算精巧但缺少气势。然而,“精致、共通、语言和人是克里利长达60年探求人生经验本质的成就的主要关键词”(Friedlander 5)。克里利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在客观描写诗人对日常事物观感的同时,体现了自传性、语言性、性、即兴性、物质性等特征。 
　　克里利的诗歌富于自传性。诗人一生历经三次婚姻,旅历频繁,这在其诗歌中多有反映。他对所到之处记录深刻,甚至在手稿中一页的开头或诗歌的末尾记录创作地点和时间。诗集《喂》记录了诗人在9周内跨越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香港、日本、韩国等8个和地区的旅程,详细标注了诗歌的创作时间和地点。诗人的许多诗歌都是为其敬慕或所爱之人、朋友、亲人所作。长诗“为了我的母亲:G.J.克里利”(“For MyMother:Genevieve Jules Creeley”)表现了诗人对母亲离世时的不舍之情。 
　　在诗歌语言方面,克里利是一位巧匠。语言的巧妙安排是其诗歌基础。例如,“家庭”(“The Family”)一诗巧妙运用一位讲述人的视角指明可以变换视角讲述同一家庭,表达维系家庭的纽带——爱。克里利的诗属于语言诗。众多诗歌都因其巧妙安排词句而主题深刻。“家庭”一诗中词组“和姐姐”的重复出现增强了诗歌的释放力。诗歌“计划就是身体”(“The Plan is the Body’’)的最后一个诗节共四行,不断重复“计划就是身体”。重复加强了克里利诗歌的主题刻画。克里利的诗歌还有一种变奏型重复。诗歌“变奏”(“A Varia-tion”)、“花儿”(“The Flower”)和“三合一”(“3 in 1”)反映了变奏型重复的魅力。诗人的早期诗歌以诗行简短的狭条形闻名,这种形式曾被人诟病。从诗集《生与死》开始,他采用长诗句和多诗行形式进行创作。 
　　克里利的诗歌极具音乐性,这源于他对音乐的酷爱。1946—1950年间,他对爵士乐情有独钟,达到痴迷。爵士乐的即兴性特征赋予他灵感。弗莱德兰德认为克里利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以明晰的(如诗歌“杰克的布鲁斯”)或含蓄的甚至是模糊的(如诗歌“鞭子”)方式回荡着乐感。克里利用音乐振兴诗歌语言,他不限制诗歌句法以至诗歌很难被看做是一种交流行为,而成为诗人内心感受的外在演绎。诗歌“冰淇淋”(“Ice Cream”)的诗行节奏以近乎音符的跳动而极富音乐性。在将音乐形式改变后用于诗歌创作方面,路易斯·朱可夫斯基对克里利影响较大。而约翰·凯奇的音乐则给了克里利挖掘语言意义的新路径——关注声音,诗歌“地方”(“The Place”)和“阿坡雷·安德”(“Apres Anders’’)是最好的例证。 
　　克里利的诗歌还富于物质性。诗人曾与当代美国雕刻家詹姆斯·瑟尔斯合作,在大理石上用雕刻艺术呈现其诗歌,以物质的形式固定诗歌艺术。诗歌“8+”(“Eight Plus”)是诗人与瑟尔斯完美合作的见证。该诗中的8个诗节配上一些图案被雕刻在洛杉矶市的8根大理石柱上,供行人驻足观赏。诗歌“8+”谈论该诗本身以及承载它的大理石,意境深远。克里利诗歌的物质性还在于其诗歌的书写、录音以及印刷,它不断适应新的呈现目的、形式和语境(Friedlander 17)。诗歌“家庭”(“En Famille”)是为美国著名肖像摄影师艾尔莎·道福门拍摄的一组夫妇、家庭以及密友照片而作。读者翻阅相册时会发现绝妙的诗行完美切合了旁边的一幅幅照片,诗意转向物质性存在,体现家庭成员间的“滋养关系”。 
　　《罗伯特·克里利诗选集:1945-2005》的封面援引了当代美国著名诗人约翰·阿什伯里对克里利诗歌的评价:“如此难以置信的简单而又如此令人信服的复杂,这些诗收集在一起就如诗歌“一日”中的一日又一日那样:“‘一日复一日——/完美。/它们都是这样的。’”这绝非恭维之词,它指出克里利诗歌两个重要的基本因素:形式简单、主题深刻。简单的形式包含复杂的主题是克里利诗歌的典型特征,因此,克里利的诗歌形式延伸了其内容。简单的形式并不“简单”。其实,诗人阿什伯里的话也肯定了弗莱德兰德的编选工作。如果没有他的耐心和细致,也就没有如此精致的《罗伯特·克里利诗选集:1945-2005》,读者也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了解克里利及其诗歌创作。